这几年，我渐渐有了些的名气。随着名气与稿酬的正比关系，我的腰包也一天天鼓了起来。今年元月份.我用积攒的稿费买了现在这个大杂院里三楼的“三室一厅”。——在西安这个大都市里，我终于有了自己的“避风港”了。
母亲在我五岁时因病去世了。为了我，父亲没再成家、独自屎一把尿一把将我拉扯大，供我上了大学。毕业后，我在西安一个报社找了工作。然后恋爱成了家、生了儿。父亲就一直在乡下种几亩薄田度日。
“接爸到城里住吧！他老人家孤零零在乡下。”妻在晚饭后一边摸娑着儿子的头说，“现在咱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了！”
父亲刚到的那几天，我和妻轮流陪着他老人家说话。但父亲却更喜欢与我四岁的儿子玩，可儿子一见父亲就哭。这时，父亲总是苦苦地笑笑。
春节过后，我和妻都要上班，我就另买了一台电视（怕儿子和父亲看不到一块儿）给父亲——好让他老人家有个消遣的。但因为父亲没有读过书，除了每周三晚上看“秦之声”，别的节目啥也看不上心。后来，他老人家索性连“秦之声”也不看了——他怕费电。我劝他，他总是笑着说：“没啥好看的！”
我很忙，太忙了。我确实是在很忙地应付各种无聊的会议和虚假地欢迎着各位上级的“光临与指导”。即使节假日，也总是得“参与”各种实在推脱不掉的活动或“观看”晚会什么的。总之，我很少有时间陪父亲了。
我们的大杂院月月被居委会批评——卫生太差，并且有几次，我们还接到了“市容办”的《罚款通知单》。这没办法，国家要“四化”，人人奔小康，大家都实在太忙。然而，近来，楼道、院子忽然很干净了，甚至墙角一堆存在了不知有多少年月的废砖亦被谁别出心裁地垒成了一个鸡蛋形的小小花园。小小花园里泥土潮湿，细看，有绿绿的嫩芽探出了头，虎头虎脑，甚是可爱。而且，我发现，邻居们脸上都有了笑容，虽然仍是匆匆而过，见面了总不忘相互点点头致意呢！
我正对这一切的变化纳闷时，儿子告诉我，父亲每天在我和妻上班后就拿着扫帚东扫西扫的。扫完楼道扫院子，还在院子里垒了个小小花园呢，一刻也不安静。有几次，院子里的几个邻居也问我说：“你们家来的是你父亲?”
我响亮的说：“是！”
父亲看我和妻太忙，就给我们做饭，但他不太会用燃气灶，把握不好时间，往往忘了熄火而烧焦了饭。每当这时，他老人家总是默默地自责——恨自己没用。当我们那四岁的儿子神秘地将这一切当做秘密说给我和妻时，我们都很感动。以后遇到这种情况时，我们就对父亲说：“爸，您不知道，吃焦饭可以开胃呢！——小时候，我不想吃饭了，您不常将窝窝头烧焦给我们吃么。”便将烧焦的饭与菜装作是美味佳肴一样香甜地吃个精光。父亲每次都是笑盈盈的一边抽着烟，一边抱着儿子看我们吃饭，但我仍然看出了父亲眼睛深处的不自在。
但让我感到高兴的是：儿子和父亲的关系渐渐融洽起来了。饭后，爷孙俩就倚在沙发里讲故事或唱歌。常常是父亲先给儿子讲他小时候上山捉兔子，下河逮鱼儿或用沙沙的声音唱《东方红》或《黄河船夫曲》。儿子却讲来讲去不是《大力水手》就是《贝塔与舒克》或《机器猫》，但父亲每次都听得非常认真。并且，在儿子讲完后总是笑呵呵的抱着儿子用胡子扎儿子白皙的脸蛋儿。这时，我和妻就就听见了儿子一边呱呱地笑着，一边挣扎着叫：“爷爷坏，爷爷坏，小翔再也不给爷爷讲故事了。”
父亲生日那天，我和妻在中午下班时向领导请了下午的半天假——我们准备陪陪父亲。
在饭桌上，儿子神秘兮兮地伏在妻耳边说今天上午来电视台的人摄像了，说今天中午上电视新闻呢。妻将电视打开，转到市台上。屏幕是市台记者采访居委会和我的邻居们怎样改变大杂院“脏、乱、差”为“净、齐、优”的。
我的邻居们一个个都满脸正气地从联合国卫生组织的倡导与中央领导的讲话说到居委会的亲切指导和个人思想观念的转变；从净化我们周围的环境的意义讲到净化个人乃至全人类的魂；······面孔在不停的转换。慷慨激昂的大同小异的神情，美妙的语言，豪迈的字眼，一齐扑面而来。我心里很恼火——这帮不要脸的家伙，谁也没有提及父亲半个字。我一把将电视机电源拔掉，回头看父亲是不是很生气了——我想，父亲今天一定没有好心情了。
然而，父亲很平静，反而来安慰我，说：“没啥没啥！咱农村人，闲着也是闲着，闲着还难受呢。来——，喝酒！”
我哽咽着将酒一口猛了。
回头一看，妻抱着儿子，眼里有泪花在滚动。
二零零二年二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