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的宝塔山下，在南关的中心街上，曾经的延安行署家属院里，住着当时的行署专员——王廷璧。他有一个当时品学兼优的儿子——王延明。在1972年的时候，和我一样，同时选择了当兵，并同时都分到了高炮十四师四十二团汽车连。
那时候的王延明，腼腆的像个大姑娘。和他一块分到汽车连的还有蔺延军，是延安市北关街上的。我们当时没有被直接分到班上，而是把新兵专门编了两个班。我们这个班班长姓王，是个山东老兵油子。他一闲下来，就爱逗像大姑娘一样的王延明，时间长了，都熟悉了。大家才知道王延明是高干家庭子弟。连王班长都说，这么乖的兵，就不像是高干家庭子弟啊！及至后来在学习中，又发现他写的一手好书法，又夸奖说:“真人不露相，这原来就是个人才啊！”
我们在一起大约两个月后，就从汽车连都送到师部汽训队去集训了。
在师部集训队，延明又和我分到了一个班。同时分到这个班的陕西兵还有李会杰，丁长荣。因了是老乡，我们几个的关系自然又别于他人了。这时候的延明，再不腼腆，而是和大家打成一片，成了大家心目中最可爱的小后生了。他的勤奋好学，接受能力特强，是我们几个人里最早掌握汽车驾驶技术的人。相对来说，我由于晕车，坐到驾驶室，思想不痛快，身体不协调，踩了刹车顾不了离合，踩了离合顾不了油门，不是熄火，就是起不了步。常被教练训得和孙子一样。为此，我就闹情绪，不愿意学，几次都提出要退出来。延明知道这个情况后，几次和我交心，他鼓励我，让我不要畏难，不管怎么样，把驾照拿到手再说。在那样的环境下，一个人无依无靠，延明对我的关照让我树起了信心，使我最终还是坚持完成了集训学习。
这年的10月份，我们又回到了汽车连。这次我们都被分到了班上。我们当时都在司机班，大部分都上了解放A—10汽车。从这以后，我们彼此平时都跟车去出车，只有星期天的时候，才互相走动一下，有事了，再一块啦一啦。
过了大概两个多月后，我们这一批兵准备考驾照了。这时候的天气突然开始上冻了。我们的教练车为了御寒，都把车篷布给蒙上了。这一蒙，却把我晕车的老毛病给蒙出来了，因为看不到外面，车一动我就晕了，一连几天，晕的爬都爬不起来。连长知道后，专门跟上车看了一会，看到我只死不活的样子，就把我下了回来。没想到这一回来，我一年的集训就这样白训了。
我下来后，连里正好没有油料员，连长就让我管上了油料。延明这时候已经都是正式驾驶员了。很快他们都被单放了，都有了自己的车，到年底再一批新兵到来时，他们就已经是师傅了。
我在管油料的时候，每个季度都要公布各班耗油情况，可我的毛笔字实在拿不出手，就常常喊延明来给我帮忙写，开始公布出去的时候，好多人都夸我，说我毛笔字竟写得这么好。我说，天啦！我要有这样一把手，就好了，那是我老乡王延明写的，他们这才知道，平时一直低调做人的王延明，竟然还有这样一手，真是佩服啊！
时光易逝，一晃就三年过去了。到了1976年3月，我被宣布退役了。在离开连队的前几天，我和延明，延军，还有其他几个老乡，相约在团部大门口照了分别留念照。回到汽车连后，又在院子里，站到当时唯一的一辆吉普小车前，留下了在部队最后的日子里最为珍贵的一张照片。
我复员回来的第二年，延明也复员了。我当时在张家滩政府跟车。他写信说他回来了，想和我见一面。我接到信第二天就跟张家滩政府车上到延安，按照他信上说的地址，直接就找到了他的家里。那时候，他家里人都上班去了，就他一个人在家里。我们相见，前前后后啦了一个上午，到了我们车要返回的时间了，我们才匆匆分别。那以后，我还上去了几次，再去找他时，他已经分到行署车队工作了，不是家里没人，就是他出车去了。几次都没见到。
我从张家滩政府跟车后，没地方去，刘扶义书记就把我最后安排到拖拉机站当会计。不到三年，拖拉机站倒闭，我这时候，已经有了儿子，为了生活，不得不回到农村。这一回就是十年。在这十年间，延明在延安行署（后来又改为延安市政府），一步步从车队驾驶员干起，凭着踏实的工作态度，过硬的业务能力，一路提升，先是车队副队长，后担任行署机关党总支专职副书记，再后来担任市政府机关党委副书记，市政府东楼机关(市人大，政协)事务服务中心主任(副县级)，市政府办公室正县级调研员。直到2012年退居二线，2015年退休。
在延明担任市政府机关党委副书记的那几年，正是我在卷烟厂焦头烂额的那几年。我有一次到延安市政府办事，需要一个部门加盖一个公章，打问到他的办公室后，就直接去找他。这时候的他，还和在部队一样，没有一点官架子。当知道我是上来办事的，二话不说，马上就给那个部门领导打了个电话，说他的战友要过来盖个章，请给办理一下。这一次，我们虽然在一起只有短短的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但毕竟是分别十几年后的再见面，我们一点都没有生分，可见我们心目中的彼此友谊是多么的天长地久!
1997年8月，延长县（1973）战友协会在延长举办延长延安两地老战友“八一”聚会。王延明携夫人一块来延长参加了聚会。他来到聚会大厅，第一句话，就问:“赵建民来了没有？”我当时正和闫小班等正交头接耳说着什么，一回头竟然是延明!我连忙跑上去，拉住他的手，真没想到，我们竟然能在延长相见!
这次相见后，我们又是十几年再没见。直到退休后，有了微信，延安的老战友李延德在延安组建了一个战友群。通过李延德，我和王延明在微信上又一次聚到了一起。我们两个人似乎常有说不完的话。他对汽车连后来的人事变动了如指掌，以至后来的小年轻当了汽车连长最后又退到了哪里，他都掌握的一清二楚。他给我提到最多的是小年轻刘宗标，这个年轻人是我们同年的福建兵，后来竟当了连长。还有一个四川兵，后来当了指导员。从他掌握的情况看，他离开部队以后，和汽车连的人几十年都从未间断，他能说出我们当年在一起的几乎所有人的名字以及后来的情况。有一次他竟把我们当年42团团长的照片也给我发过来了，这叫人实在不得不佩服他的社交范围到底有多广!
如今，他在西安和儿女们在一起，安享晚年。他现在最得意的是他的孙子和外孙女。看他和孙子外孙女在一起的合影，脸上的笑容 ，极像了一尊弥勒佛，让人看了，在忍俊不禁的同时，又不由羡慕和嫉妒！
一辈子真快啊！在部队的日日夜夜宛如还在昨天。到今天还没来的及回味，就都到了暮年。回想延明和我的战友情谊，从一开始知道我们两个都是同年同月生以后，就好像两个失散的亲兄弟又聚到了一起一样。再到后来，学习驾驶时，又是同一个师傅一直教到学习结束，又应该是师兄弟了吧！，因此我们的关系也就格外的铁了。这不一晃就把四十多年都过来了。我们的关系还一直都是不忘彼此。这真正应了那句:“革命友谊，万古长青”的话了，愿延明战友永远幸福健康！也愿我所有的战友们都安康幸福！
2020年9月29日于延长孙家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