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文化脆弱的延长县文曲星遭难，身患癌症的王文秀、吴广斌、冯晓东三位文化才俊先后辞世，七里坊间一片哀叹之声。这三位都年长于我，生前有过不少交集，彼此相知，气味相投。短短两个来月，噩耗一个接着一个，真让人难以承受，哀伤不已，悲悯不堪。
前几日，在西安接到卫尚科君一微信，言说，延长的三位才子相继归阴，文化再度遭受重创，文脉有中断之虞，我不甚了解他们，你何不写点悼念文字？尚科君言下显然有责备之意。文秀去世后我曾专程前往吊唁。广斌走的时候我父亲正在延安住院，脱不开身。晓东在北京301医院化疗，七杂八事，也没能上京探望；他魂归故里时我又在西安奔波谋生，也未能前去送他一程。不过，我的情况与处境三位朋友都明了，都很无奈，都很悲催。我知道，我的大不敬他们一定会原谅我的，像往常一样，只是我自己不能原谅我自己，我总是令他们失望啊。大劫难之后，又逢三位朋友相继走人，我已经没有了眼泪，已经没有了大悲痛，满脑子宿命，神经已经近乎麻木了。
陕北民间有句俚语：好人不长命，害祸生百年。我不敢说我的三位朋友就是什么“好人”，在那个小县城里，诟病他们三位的人的确不在少数。可是，他们三位也绝对不是所谓“害祸”，因为就阳寿来讲，皆刚届耳顺之年，与中国男人74岁的平均寿命还差着一大截呢，显然属于“不长久”之列啊。要我说，尽管他们三位都来自社会最底层，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家学渊源”，也没有什么特殊的禀赋，可是，他们三位都具有诗人气质，都有一技之长，都有着不同程度的修为，他们的生命中都曾经闪烁出难以掩饰和磨灭的诗性光彩。
当下，文化圈里最热闹最显眼的要数余秋雨和易中天二位先生了，有的人嫉妒，有的人不屑，有的人鄙视，甚至有的人在网络上造谣、侮辱、谩骂，无所不用其极。易中天先生在央视《百家讲坛》讲到曹操其人时说，曹操是个“真小人”，他“宁可我负天下人，不可天下人负我”，从不掩饰自己，坦荡直白，敢作敢当，所以他成为一代“奸雄”，有些可爱。易先生在《鲁豫有约》中接受采访时说，他自己具有湖南人的那种“骡子”精神，骡子就是骡子，非驴非马，既不混进马的队伍充良骥，也不走进驴子的行列去自轻自践，他就按自己的想法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不在乎别人说什么。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显然，易先生为自己的定位是“真小人”。至于我的偶像另一位余秋雨先生，许多人也不得不承认余先生为当代中国蜚声海内外的文化学者，对中国文化乃至世界四大文明的深层次考察、思索、研究、反思和扬弃，建树颇丰，与民国时期的诸多文化大师相比毫不逊色，可是在个人私生活问题上被人揪住把柄不放，不少人怀着酸葡萄心理批评他作为文化旗帜与领袖，“化”人而未“化”己，所以其名誉备受作践与摧残，并被毫不客气地扔进了“伪君子”堆里。其实，君子是一种要求比较高、被理想化了的标准，虽然不可断言其不存在，可是谁为君子？谁敢自称君子？实在是没几个人高攀得上，更多的是介于君子与小人之间的俗胎，中间派，走两个极端的人寥若晨星，相对而言，没有那么绝对。希望那些“好事者”读读老祖宗的《中庸》，还有马克思的辩证法，然后再发声。
文坛的是是非非永远也撇不清白。李白嗜酒，杜甫好官，蒲松龄一言误了终身，柳永长久在妓女堆里放浪形骸，苏东坡一辈子未参透官场玄机与奥妙，屡遭贬谪，这些前辈哪一个白璧无瑕？可哪一个又不是站在中国文化史的第一方阵？三国时期魏国的文学家李康在他的《运命论》中写道：“故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由此看来，中国自古就有“枪打出头鸟”的传统，休说古代，现世的余秋雨、易中天二位文化大师尚且被君子小人地推来搡去，我的三位朋友遭人八卦也就实属常态，不足为奇了。
在已故的三位朋友当中，广斌居长，终年62岁。广斌出身小市民家庭，是从做民办教师起家，靠做得一手好“八股文”而“转正”、而跻身官场，以在官场四面讨好、疲于奔命、苦心经营而做了县委宣传部长，在那个小县城里绝对属于靠笔杆子混饭吃打天下的文人，同时也为一方文化的发展做了不少有益的事情。在宣传部长升格为县处级的时候，因为上面没有拉扯，下面没有推手，被挤到了官场边角位置，当了文联主席，做起了说起来谁都认为重要而落实起来谁都摇头推诿的差事。官场的事情谁都明白怎么回事儿，尽管许多人为他鸣不平，骂娘，广斌醉酒时也发过牢骚，但不久也就一笑泯荣辱，“不说”，“放下”，很释然了。广斌绝对是个为许多人所不屑的文人坯子，不仅好文章，好书画，好酒，还好收藏，凡是与文化沾点边的事情一概趋之若鹜，乐此不疲。说心里话，他的文章绝大部分脱不了那种官场气息，就像吃火锅之后身上总会有股子火锅味一样，说不上好，也说不得孬。他在伺候人的行当混迹那么多年，还升了官，可谓功夫在诗外啊。也难怪，官场的文章压根就没有什么既定的标准，没什么好坏之分，重要的是得合领导的口味，因为领导说好就好，领导不买账再好也白搭。有一次，他要我帮忙为一位主管宣传思想工作的领导写篇讲话稿。为了巴结那位领导，我用一天一夜时间完成了六千多言的一篇自鸣得意的稿子。广斌看完后也拍案叫好，直夸我果然厉害，随后却又苦笑着说，肯定交不了差，因为他太了解那位领导了，他主管什么就讲什么内容，别的领导主管的事情一个字也不许提及。而我长期在政府综合部门工作，稿子内容涉及了大量的经济工作，因为上层建筑建立于经济基础之上，相互作用，二者是一个道上跑的车嘛。果然，那篇稿子被彻底推翻，要求重写。我很不解，质问他做宣传工作难道就是为了作宣传，目的不是促进经济建设，二者可以割裂开来吗？他说，这个我懂，这是官场，你得做领导肚子里的蛔虫，投其所好，咱们这种人得在这上面下功夫，别无选择！呜呼，做了锅好汤却跳进去只老鼠，我只能选择无语。
广斌淡出官场以至不久离岗后，除却偶尔与朋友喝点小酒，主要潜心搞他的收藏。他收藏的范围比较广泛，有字画、青铜器、瓷器、古钱币、古书籍等等，家中的柜子里、桌凳上、窗台上摆放得满满当当，把本来就不多的钱都花在了收破烂上面，而且极少交易，从中渔利，就为了爱好，就为了收藏，搞得经常兜里少银子，有些窘迫。在一般人看来，那其实就是一堆破烂儿，没一点实用价值，可他却当作心肝宝贝，一个人经常倒腾，拿放大镜仔细研究，欣赏，自娱自乐，简直达到了痴迷的程度。要我看，值钱的东西不多，有一尊夏商时期的青铜鼎、两件前清官窑的青花瓷、秦汉时的十来枚钱币，年代品相均属上乘，藏得也深，轻易不肯示人，唯恐不翼而飞。有位朋友指着那尊青铜鼎说，何不拿它作个敲门砖，铺个台阶上去？他白了那位朋友一眼，轻蔑地说，他妈的，我宁可不上那个台阶！
也许身患绝症、病入膏肓后才幡然醒悟自己应该为亲人、为这个世界留点念想了，广斌才爬在病床上，忍受着剧痛，开始写回忆录，就是现在案头这本《凡人琐事》。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本书一扫他往日的行文风格与八股文风，道人间冷暖，发肺腑之言，其喻世醒世的民间情怀，给人以出世的感觉，读来令人唏嘘不已，堪称他生命中最后一抹烛照人间的耀眼光华。正是这本书，使不少人看见了真实的吴广斌，平复了一个稚嫩的文化小圈子里原本不应该有的浮躁与任性，激起了一些哗众取宠者显然有些夸张和浪漫的激动。广斌有位好妹妹吴莲，她为其兄的书适时印刷出版奔走了几个月。据张思明兄说，广斌最后看到了自己散发着油墨香的著作，欣慰地闭上了眼睛。
文秀比广斌小一岁，终年六十又一。我与文秀在县中学一起教书时相识，后来又搭班子在县广电局工作，加上二人都好摆弄文字，交往相对多一点，相知也深一些。就为官来讲，文秀是比较顺畅与成功的，曾经掌管一县文化行政工作十多年，之后又做了许多人做梦都想的一方“土神爷”县土地局长，离岗后还做县关工委主任、音协主席什么的，风光了大半辈子。这当然与他的才情有关。文秀说话、行事、做人、为官，举重若轻，诙谐幽默，皆充满诗意。他是著名的段子高手，其段子察人所未察，道人所未道，脍炙人口，流布甚广。譬如，他从喇叭裤、筒裤、牛仔裤、休闲裤等等裤口的大小和开放程度来戏说改革开放，时代发展变化；从“挖坑”游戏中小三小二终于“小鬼为大”的难得风光，阐述“造反有理”，小人物同样可以干成大事情，以平衡和排遣普通老百姓的仇官仇富心理与情绪；说好酒的朋友马连平早晨起来是马连平，中午是马英（饮）九（酒），下午是连（续）战（斗），晚上是陈（沉）水（睡）扁，将马连平离岗赋闲后的生存状态刻画得入木三分，把人家台湾三代领导人奚落得落花流水；概括老干部冯爱祥是文凭不高水平高，职位不高地位高，个子不高形象高，可谓画龙点睛，一飞冲天；他出身于一个弹丸之地名叫觅太的村子里，推介自己时却豪言自己是“中国觅太的”……似此等邪才、怪才、鬼才，在文化贫瘠、文人匮乏的小县城里当然很扎眼，倍受到领导、同僚、下属乃至整个工薪阶层的一致喝彩，人气爆棚，顺风顺水。
文秀沾尽了自己脾性的光，有其利好的一面，可也为他带来不少麻烦。因为许多女人虽然矜持，其实骨子里都喜欢幽默风趣的男人，因为文秀的才情的确有着令人无法抗拒的魅力与吸引力，你懂的，所以他身边总是聚拢着许多漂亮的女粉丝，不时传出绯闻来，有时甚至是谣言，搞得自己有些狼狈。不过，他也总会化腐朽为神奇，平息事态，转危为安。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自古才子多风流。我认为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充分说明文秀着实优秀。何况，那些说三道四的人未必就是什么正人君子，不过是酸葡萄心理作祟。别光记得泼脏水，你去试试看么，谁拦着你了！
其实，文秀师范毕业，学理科，弄文并非其所长，为其所好而已，故他的文章虽立意乖巧，然而读书不多，驾驭文字的功夫显然有欠火候，多刊发于县级文学刊物最显眼的位置上，偶尔露峥嵘而已。关于为文之道我与文秀曾多次进行探讨，我劝他多读些经典，提升语言表现力，在起承转合与行文结构布局上作些研究，下些功夫，必成大器。他听完后眨着狡黠的眼睛，窃笑着说，一个萝卜不能两头切啊。我说，的确，你已经在那个萝卜上切了一头，另一头也下了刀子啊。我们俩会心地笑了。
文秀从身患绝症到撒手人寰，先后做了三次手术，住院化疗八个多月，忍受着难以忍受的痛苦维持生命近三年时间，这一奇迹与他始终豁达乐观的天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就在癌症晚期，生命随时都可能终结的情势下，他还写下了《悼能能》、《二哥》、《安河镇》、《走郑庄》等散文，深入思考人生、命运、死亡、幸福等重大命题，精神不倒，视死如归。他在一首抗癌诗中这样写道：“病丝连天又一年，携伤带疮苦不堪。气短声嘶腿发软，瘦骨嶙峋身形残。常人生以计经年，吾命未卜且论天。能活一日算一日，幸福就是每一天。”还是那股嬉皮笑脸的劲儿，不过还是透着一股英雄之气啊！在网络上，他与我讨论死亡时说，自己不害怕死亡，只是担心死的太难看。他在延安住院化疗时给我打电话，我要过去探视，他坚决不肯，说待自己出院后将形状拾掇好了你再来观瞻，免费。还是死要面子活受罪啊。他出院后给春亮捎话想见我，我却因故未能前去，最终也未能见他最后一面，留下了已经永远无法挽回的遗憾啊！文秀兄，我多么希望你托个梦过来啊！
三位朋友中，晓东最小，终年六十岁。晓东出身于教师家庭，浑身的书卷气，风度翩翩，诗意盎然，乐理、钢琴、声乐、指挥等武艺出类拔萃，至少在小县城里无人能出其右，为绝对权威。他的职业也完全契合自己的天分与兴趣，长期担任音乐教师，业余时间为一些有志于音乐的孩子教授钢琴，县上的大小文艺活动也离不开他。精通商道，很会理财。他爱人在商业部门工作，在国营商店自己开了个规模不小的门市，加上他教钢琴课也来点小钱，所以不缺钱花，很早就在北京五环内买了房子，属于“先富起来”阶层中的一分子，事业拓展与家庭建设取得“双赢”。我在县剧团主持工作时请他做个音乐“迷迪”，他开口就要两千劳务费。完成后，我请他喝了顿酒，耍赖皮，不给钱。他骂我不尊重别人的创造，是“艺术流氓”。后来，他要我写《延长之歌》歌词，完成后我也伸手要两千，他“啪”地打掉我手说，滚蛋，扯平了！性情中人，对西方的古典音乐很痴迷，自己有了得意之作或者看到真正的艺术表演，会完全陶醉其间，热泪盈眶，手舞足蹈，达到忘我的境界。离岗后住北京，担任社区老年合唱团教头，搞得风生水起，红红火火，北京市一家报纸对其事迹还作了专题报道。其间，几乎每天深夜与我网上聊天，发布京城里的马路消息，询问故里的家长里短，其拳拳赤子情怀令人感动。在他最后的那段日子里，经常要求与我视频。每看见他躺在病床上十分虚弱憔悴和形貌完全改版的样子，我好几天心里都感觉沉甸甸的。我真不知道如何去安慰他，而他反倒为我打气，鼓励我重新站起来，而且每句话都撞击人的心尖子，夺人泪水。我的建强兄啊，你让弟弟说你什么好啊！我真想去你的坟头上大哭一场啊！
三位不该早早就离开的仁兄啊，你们以石破天惊的毅力，洞穿冷漠的岩层；像成熟的少女，将自己的柔情，全部献给土地。这里的每一座大山，都活着；这里的每一条山沟里，都流淌着关于你们的传说……
呜呼，老天不公，鬼亦妒贤。梁柱易折，负重之过。愚顽长命，安逸使然。奋笔当哭，其奈若何！
2016年10月29日延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