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图来自网络）
上世纪八十年代，七里村油矿采油队后边有一排石窑洞，窑洞上坐了一排平板房，有十多间。起初，这里住的是单身女职工，大家称这里为“绣花楼”。后来，单身职工成家，私下调剂，单位默许，“绣花楼”陆续成了职工的婚房。沾妻子的光，“绣花楼”也有属于我们的一间。“小刘”家也是“绣花楼”的住户，我们就作了邻居。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阳光正好，我独自坐在门口看书。楼道走来一个中年男子，身体微胖，微笑着用北京腔搭讪：“卫老师，什么书把您看得这么入迷？”我抬起头，下意识地亮了亮书皮。“哦，《骆驼祥子》，老舍写的，我上小学那会看过，忘得差不多了。”说话间，我起身将他让进房间。落了座，沏了茶，我们从小说谈起，天南海北，聊了一个下午。这是我第一次与“小刘”搭腔。此后，就熟络起来，你来我往，有空了就凑在一起谈天说地。
“小刘”大名叫刘立群，是北京知青，他妻子常扯着嗓门喊他“小刘”，整楼道的人也都称他为“小刘”了。直到现在，都还改不过口。起初，“小刘”在地方公路段工作，常见他骑一辆破旧自行车，拖着微胖的身体，总是早出晚归。他的自行车上装有一台小型发电机，车头上有盏小车灯，晚上骑行时可自行发电照明。他视力不好，戴着高度近视镜。他家有台十四寸小电视，过道里常能瞭见他坐着木凳爬在电视机上看电视。
“小刘”为人实诚随和，谦虚朴素，十分健谈。一杯清茶，一盘瓜子，我们可以聊几个小时。不愧为京城出来的孩子，仅上过初中的他，知识面很宽，知道的东西很多。他聊北京上学生活，聊插队落户经历，聊工作聊学习，聊社会聊人生......我们的言语很是投机。
“小刘”上初中时赶上了“文革”，毕业那年，又逢上山下乡。论年龄，按政策，插队是轮不到他的。看见身边的哥哥姐姐，手捧红宝书，胸佩大红花，肩挎黄书包，伴随着喧天的锣鼓，一个个喜气洋洋地坐上火车，奔向了“广阔天地”。他羡慕了，动心了，自作主张，爬上了西去的列车，来到了陕北，落户在延长。那年，“小刘”还不满17岁。
与万千知青一样，“小刘”过了诸如“跳蚤关”“饮食关”“劳动关”“思想关”等一道道关口，经受了各种磨练和考验。后经组织推荐，他走进延长县养路段，参加了工作。我们做邻居不久，“小刘”也调进了延长油矿，成为七里村油建科的一名施工员。一年四季跑野外，没见他叫苦叫累。一同的插友当了矿长，他也不找关系，直到退休也没挪窝。可以说，“小刘”的足迹踏遍了延长的山山峁峁，“小刘”的汗水洒遍了七里村的百里油区。
按照国家政策，“小刘”也有返京的机会，但他选择继续留在延长。他说，来延长二十多年了，习惯了这里的工作和生活。再说，老婆孩子都在延长，家在这里，单位也不错，就不回了。人生短暂，眨眼功夫，也就退休了。当年聊起这些，他坦然平和，不攀比不抱怨。
此后，单位陆续建成一座又一座住宅楼，“绣花楼”的老邻居也先后搬离了。不在一个单位，与“小刘”见面的机会少了，聊天的机会就更少了。再后来，我调离了七里村，十多年没有见到“小刘”了。听说，他的两个女儿先后回了北京，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小刘”退休后，随妻子住到了西安延长石油小区，可以无忧无虑地安享晚年了。
谁曾想到，“小刘”未能逃脱新冠病毒的侵袭，感染引发重症，没能挺过近在咫尺的年关，生命永远定格在了2022年12月29日。
知悉“小刘”去世的消息，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特殊时期，不能前往给“小刘”送行，只好给他女儿发去挽联，以示哀悼：
响应号召 ，落户陕北献终身；
情系延长 ，扎根油田留芳名。
遵其遗嘱，“小刘”遗体火化后，骨灰安放回了北京。黄土高原奋斗一生，落叶归根入驻京城。“小刘”也算功德圆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