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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院记 :窑洞 、石磨和土槐树

作者:蜗牛先生 录入:蜗牛先生 来源:原创  时间:2020-10-28 15:16:19 点击:

 窑洞

 

三个窑洞破败不堪。

窑背上杂草丛生。早些年,每次回来,父亲都要把窑背上的草砍掉,寻找并填实老鼠洞。他经常是一边填老鼠洞,一边说箍窑不容易啊,娶媳妇盖厦提起都害怕;后来,父亲年事高了,爬高不易,也就不管了——管不了了,任杂草生长,一茬接一茬,败草堆里长新草,当然也不去查看是否有老鼠洞了。我们兄妹没有亲受箍窑的苦,也不太想得起这些。

窑檐石板断了一块,如掉了个门牙的嘴。居住多年的土窑洞塌后,我们借居别人家的旧窑,眉高眼低,十分不便。于是全家省吃俭用,喂猪,挖药材,种黑豆,想尽各种办法积攒箍石窑洞的钱。村子里几户光景好的人家已经箍起了石窑洞,细錾,四明头,五层过顶,穿廊石挑檐,新门窗白麻纸,羡煞人哩!终于,我们也勉强箍起了石窑洞。即使是皮条錾,三层过顶,也没有接穿廊石挑檐,家里己是一贫如洗了。这正是,穷争气,腰弓起。到压石板时,父亲只能选最便宜的,薄厚都不一;活儿也是父亲自己干的,请石匠来,又得一大笔工钱。木匠干石活,难度可想而知,活儿的质量也可想而知。

门窗久经风吹雨打,弯曲,开裂,颜色发黄,且黑了。木料本来就不好,杨木多,间其它杂木。本来门窗用楸木最好,木质硬,历经多少年都不会变形。也是因为经济紧张,父亲还是买了杨木,杨木便宜。做门墩的是一截楸木根,那是父亲和母亲在我家苜蓿地畔刨的。别人家的树,树桩打过了,树根人家抛弃了。门墩得扛硬么!父亲看着一堆粗细长短各异的杨木,笑着说先凑合着,以后条件好了再换么。自己会手艺,方便着哩。这一凑合就几十年过去了。从现今状况看来,我们已定居城里,父母就近照护着,并没有回老家的计划。所谓更换门窗,怕是牛年马月了。

门窗是父亲亲手做的。父亲学过木匠,能做门窗、鞍鞯、寿木,箱柜、架子车、木犁、升斗、风匣。尤其做风匣,父亲最为自豪——他做的风匣无论多少年,都不会开裂,且推拉轻松,风力强劲。这次父亲回老家,除了给爷爷奶奶上坟,就是拿工具和木料,做风匣——父亲年轻时曾承诺给邻村一家人做个风匣的。父亲说他眼睛不行了,再不做,怕是做不成了,就失信于人了。

农业社时,父亲凭着木匠手艺,几乎没在生产队里下过苦,一直在临近县镇的村子里串着做木活,给队里交投资。队里社员们都满意,农业社集体活儿,多一个人不多,少一个人不少,有人包投资,年底大家都能分到些钱么。那个时候,割资本主义尾巴,家家都没来钱的路,年底要交粮钱,许多人家都愁哩。不知什么朝代形成的偏见,本地人不愿意学手艺,普遍观念认为手艺活是伺候人的,地位太低。七十二行,种庄稼才是正经。因此,此地的木活儿、石活儿、油画活儿,都是外地人(罗山本地人称其外岸人)在做。爷爷家穷,子女多,顾不了那么多,能活下去就好,父亲十六岁就跟一河南木匠师傅学手艺。河南师傅脾气大,父亲吃了不少苦。

对父亲来说,他的木匠手艺是好事,也不是好事。好的是父亲年轻时几乎没在地里下过苦,勉强还能填饱肚子(因为匠人稀缺,做活的主家都是好吃好喝招待);不好的是单干之后,父亲不会干农活,庄稼总是种不好。又改革开放后,人们观念变化,本地人学木匠手艺的人多了,父亲的木匠活儿也就少了许多。再后来,年轻的木匠都用上了电刨电锯,父亲的手工操作几乎没有了活儿。家里的光景一直不好,我们兄妹几个还要上学,花费又大。全家人过了好些年苦日子哩。

2013年七八月间阴雨连绵,窑顶上的泥坯印了水,几乎掉光了。因湿泥清理不及时,炕上的席子都沤烂了。窑洞里尽是霉味,脚地上,桌上,瓮盖上到处都是泥坯。几乎无从下脚。奇怪的是平中处我念书时贴的贺年卡还在,四大天王,小虎队,王祖贤,周慧敏,依旧年轻,只是尘土满面。少时记忆一时涌上心头,百味丛生。

 

石磨

 

石磨被拆掉了,磨扇和磨盘分离,分别立在墙根儿。

我记事起,家里一个月要几次用石磨磨面。母亲总说我们太能吃,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就狠劲地多磨几遍麦子,最后麸子剩不了多少,面是多了些。但是很黑,吃起来口感也粗粝。有时,母亲把头一两遍面另存起来,这个面白,留着给乡里派饭干部吃或家里来了亲戚朋友吃。家里虽然紧张,对外还是要树立好形象,不能落下不好的名声。母亲常说,雁过留声,人过留名哩。罗山一带老话说,活人要装人么。我们家里平日吃一箩到底的面。

有几年,新年过后,正月天,村里很多人家都不用石磨磨面了。村长家装了钢磨,用柴油机带动,收钱。经济好的,嫌石磨磨面费时,又把人扑得面嘟嘟的,就花钱用钢磨。我们家也不再用石磨磨面了,却是因为没有麦子了。我们家人多,地少,父亲干地里的活儿本就不怎样,一年下来收不了多少。乡里粮站一年要交公粮购粮,乡政府要多种提留,各种统筹,一二十项款。家里没钱,收款的人又凶,父亲就常用麦子顶替。结果是刚过年,我们家就没粮了。有一次,我家实在没麦子了,村主任就带乡干部搬走了母亲用了多年的缝纫机。没吃的,父亲向村人和亲朋借,起初还能借到一斗两斗麦子或玉米,但缺口较大,借了长时间又还不上,后来,大多是白开口了,早上怎样出门,傍晚就怎样回家。好几年,我们家恶性循环,打新粮还旧债,仍然应付各种款项,年年青黄不接。父亲和母亲一顿就少吃,多吃稀的,少吃干的,多吃南瓜红薯,少吃粮食,尽我们兄妹几个吃饱吃好。我是老大,也学着父母少吃些,吃稀些。可是很快就饿了,饿得难受,又学着父母喝一碗白开水,就着咸菜。暂时是压住了饿,胃里又汪得很,一走路肚子里就咕咚咕咚响。父亲曾用相对便宜的价格在粮站买了底层受潮的黑面,便宜是便宜,实在是难吃,还有些不正宗的辣味儿。母亲想着法做成各种形状,面馏或烙饼,终究改不了味儿。后来,我在书上读到一句顺其道而行之,有所悟,就对母亲说不妨蒸辣子卷,果然好多了。

割麦时节,一天两头见不到父母。早上,我们三个醒来,见饭热在锅里,父母已经去了地里;晚上,父母回来,我们三个基本都睡着了。窑里即使点了煤油灯,还是黑暗,尤其是飞蛾投在墙上跳跃的巨大影子,老鼠四下里折腾啃咬物品的声音,妹妹怕。况且,母亲平日不让我们除吃饭和干活外点灯,嫌费煤油。我们三个就睡在院子里的磨盘上,有月亮的晚上,比窑里还亮些。

当时,村子里光景好些的人家院子里都有个石桌,就是一个用石头支起来的磨盘。夏天,可以在上边吃饭,比窑里通风,凉快;也可以晾晒东西(豆角,南瓜片,辣椒等),比地上干净;放学回来,小孩子还可以在石桌上写作业。过往的人看见,会夸耀小孩爱学习。听进耳朵,多受用!我就只能爬在炕上写,不舒服,别人还看不见!母亲和我都想要有一个石桌,母亲就常常念叨。父亲给一家石匠做了几天木活儿,没收工钱,要了一个磨盘。磨盘在村外五里的石场里,要自己拉运。我跟着父亲去看了,架子车根本撑不住,非得用拖拉机不行。村里有三五家有拖拉机,父亲去求人家,却不行。有说腰疼的,有说机器坏了的,还有一家说他的拖拉机这些天正不会拐弯——到石场的路还必须拐弯。母亲气得哭了一鼻子,父亲一言不发坐在灶火里一根接一根地抽他的不带把延河烟。我们都清楚,还是我们家太穷了,没什么利用价值,人家不愿意帮罢了。很多时候,乡村人的纯朴,往往体现在城里人面前。我想做个比喻,就如一个人,站在前面的看到的是脸,甚至是笑脸,站在后边了,就只能看到屁股。我们家那个时候的状况,应该就是站在人后了。我已年过不惑,至今,凡事我都本能地往后缩,想来该是幼时的记忆长成了性格。

后来,好多年,我们早已搬离了村子,母亲还时时说起磨盘。那时,我终于有办法了,可以把磨盘拉运回来了。我想,即使不用了,也支在院子里,权当圆一圆我和母亲的梦想吧。然而,石场却因为修公路,被土掩埋了。

 

土槐树

 

土槐树学名国槐,但我们家乡一直叫其槐树。后来植树造林,大面积栽洋槐树,为了和洋槐树区别,就叫国槐做土槐树了。

土槐树在院子东南角,有脸盆粗,已有衰败的迹象。树身上缠满了不知名的藤蔓植物,枝叶茂密,甚是旺盛。时候还是秋天,树叶正一片一片地往下飘,打着旋儿,黄颜色泛着阳光,倒是好看。

栽这棵树时,我刚上小学。这事因于一个说书的瞎子在我们家说了三天书。那个时候,乡下有说书人,挨村串。说书人因能讲书,算是知识分子,乡人尊称其先生。乡村无甚娱乐,听说书先生讲古说今,论善恶报应,是冬闲时节的佳选。据说,新窑里说过书,一切会顺利,恶时运能变好时运,父亲主动向村长要求把说书先生派在我家。父母精心饭菜滚热炕头伺候得说书先生满意,临走时,说书先生给我父亲说,给院子东南角栽棵树,人旺财旺。我父亲很迷信这个说书先生,因为说书先生昨晚算说我后脖颈和小腹上各有一个痣。看了,真的。这是冬天的事。第二年春上,苜蓿刚长出两片叶时,父亲不知从那里刨了一棵土槐树回来,栽在院子的东南角里。

我们全家人都很上心这棵树,经常看,经常浇水。

树长得很好,枝繁叶茂,一年一个样儿。眼看着树干粗了,树冠大了,有一窝喜鹊还在上边安了家,下蛋孵崽,很是兴旺。槐米开时,成群的蜜蜂整日嗡嗡嘤嘤。但是,我们家的光景仍然不怎样。我们也就渐渐不怎么上心土槐树了,任其自行发展。

父亲遇到难事时,常常蹲在土槐树下抽烟。

有一次,我要到外村参加""儿童节的联欢活动,学校要收三块钱。晚饭前我说给母亲。晚饭时母亲又说给父亲。我看见正吃窝头的父亲愣了几秒钟,就放下了手里的窝头,几口喝光了碗里的米汤,出门了。外面还下着小雨,父亲也没戴草帽。

很长时间,天黑透了,妹妹们早都睡觉了,我也困得上眼皮和下眼皮直打架,父亲才回来。父亲却没进窑,蹲在那棵土槐树下抽烟,抽了好久。衣服全湿透了,塌在身上,头发湿漉漉的,抿在头皮上。

母亲出去和父亲说了几句话,回来给我说,去向老师请个假吧,咱不去外村参加联欢了,就说家里正好有事哩。说完这话,母亲扭过头去,抹了一把眼,我看得清楚。

多年后,我工作了,说起这事,母亲说父亲那天下午几乎借遍了全村,也没借到这三块钱。这些年,我们家熬下了个一借不及时还的名声,使村人再也不愿向父亲伸手了。父亲去村长家时,村长的小儿子还拿着十块的一张钱在炕上玩儿呢,村长还是唉声叹气地对父亲说没钱么,手头紧张的他都要跳窑背哩。

我上高中后,花费更大了,境况愈加不堪。父亲说,树挪死人挪活么,我们走吧。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硕大的夕阳蹲在远山头,好像是谁放上的一个熟透了的大南瓜。父亲蹲在土槐树下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母亲用洗衣盆在洗几个白萝卜。萝卜肥胖,洁白,母亲的手被凉水浸得通红。母亲是准备煮萝卜片。萝卜片煮熟,在凉水里浸泡过,烩菜或和面都可。我帮母亲削萝卜的头尾。没人出声,院子里破天荒的寂静,只有小妹追着大白狗满院跑,笑的叽叽呱呱。

我们家搬离村子后,多年里,父母都很少回村里,几乎都不提说。

20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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