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的延长县雷赤、南河沟、安河、罗子山、赵家河五乡，历代先后为宜川、汾川、门山县辖地。这一带，清康熙以后分别叫作安仁里、平安里、平乐里、丰庆里；民国九年（1920）划为宜川北区；民国十八年（1929）属于宜川第五、第六区；全国解放后，纳入延长县行政版图至今。
俗话说，山不亲水亲，水不亲乡亲。是的，人和地方虽然分裂开了，但一河之隔，鸡犬之声相闻，文化却很难割裂开来。到现在，宜川东北一带与延长东南一带的人互相还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风俗习惯也大体相通，连口音都差不多。
我们那地方的人就恋那把黄土，在很长很长时间里都固执地认为，“好出门不如赖在家”，“金窝银窝不如咱的狗窝”，就喜欢自己的穷山恶水、“二道圪梁”，连唱歌都是“那哒哒也没有咱山沟沟好”，农耕文化基因根深蒂固，渗透进了指甲盖盖，头发稍稍。这种文化也不能说不好，因为我们那地方的人憨厚、忠实、勤劳、善良，这无一不是人性的精华；但我们那里的人也有短板，譬如固执的有些顽固，正直的有些任性，缺乏开放意识，变通手段，只相信“人不哄地皮，地不哄肚皮”，不为商，甚至羞于言商，这对商业贸易是个无形的桎梏，因而穷根子越扎越深，至今还难以拔除干净。
从我们那个小镇子出发，向西十五六里，过河，就是宜川云岩地界；爬一道七里陡坡，拐弯，向南十二三里，就是云岩镇永宁村。这个永宁村，一色薛姓，在我们那一方如雷贯耳，赫赫有名。永宁村有名是因为永宁薛姓家族世代耕读传家，人才辈出，强而说理，富而怀仁，特别是因为一个叫作“天德元”的商号。
我小时候，就从祖辈父辈的嘴里知道了永宁村的“天德元”及其许多传奇故事。那时候懵懂，错误地以为“天德元”就是一个名叫“田德元”的人，这个人很厉害，很有钱，很了不起。十冬腊月，村子里的人聚拢在一起讲古朝，话题自觉不自觉地就转移到了永宁村，不少老年人啧啧称羡，感慨唏嘘，说永宁村街衢纵横，家家亭台楼阁，砖包龙门，比云岩镇还排场；户户桌子上桌子下，顿顿饭猪肉白面，饭前还要烫一壶烧酒；尤其那个“天德元”，用骡马驮金银，用元宝支门扇，从宜川到黄龙、到韩城、到西安、一直到北京，一路都住自家的商号旅馆，从不歇别人的店云云。
在羞于言商的土地上，诞生“天德元”这样的富商巨贾，的确是一个奇特的的文化现象。对这种现象，父老乡亲敬佩有加，羡慕不已，也许是他们头脑中沉睡了八辈子的商业意识开始觉醒，或者说开始萌芽，起码都说明他们对于自己长期坚守的文化开始反思，出现了思想解放的祥光吉兆。于是，我产生了强烈的写作冲动，渴望解读这一千亩土地一棵苗的特殊现象，找到产生这种现象深层次的文化原因和现实意义。
但是，我又苦于资料储备远远不够，一时难以找到写作的突破口。因为，这方面情况相关志书只记载了雪泥鸿爪，我掌握的资料大多为民间传说，其真实性有待考证；而且，生老病死，就连知道这方面情况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苦闷中，我想起了曾在延长做过县委书记、同属永宁薛氏族群的文史大家薛天云老先生，并通过与老先生多有交集的我的恩师贺光祥老师居中斡旋，得来全不费工夫，当日就得到了老先生见诸于延安日报的大作《耕读传家·永宁村纪事》，终于揭开了“天德元”神秘的面纱。
我之所以将宜川的永宁村也视为故土，一则，永宁村与我们那个小镇不过三五十里地，“天德元”这面艳若桃李、灿若辰星的商业文化大旗曾经对我们那地方的文化产生过震撼性冲击和颠覆性影响，一直到今天，五十岁以上的人鲜有不知道者。二则，按照清代的归置，我老家那地方应该叫大清国宜川县安仁里，照民国的区划应该叫宜川县北区或者宜川县第五区，加上我们那一方与今宜川县东北一带邻家邻居，世代联姻，十家九亲，长相往来，勉强也说得过去；三则，我希望通过解读和张扬“永宁现象”，促进家乡文化积极嬗变，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尽快走出贫困的泥淖。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据民国二十六年由永宁薛氏贤达薛观骏编纂的《家谱》记载，永宁薛氏原籍山西河津县修仁村（原名大黄庄）。明嘉靖初，永宁薛氏先祖曾在甘肃庆阳府某县做过县丞或主簿一类的小职官，晚年回归故里，途径黄河东渡时，一生积蓄被该死的船家洗劫一空，便和三个儿子流落到永宁村。当时，永宁村土著亦为薛姓，五百年前曾为一家，于是热情收留了他们。由于落魄父子中的长子为秀才，于是便开办学堂，作了教书先生。从此，永宁村或私塾或村塾，村学再未中断，一直延续到公元2006年，历时500多年。至清兵入关，永宁瓜瓞绵延，人丁兴旺，已发展成为宜川北塬人口最多的村子，原住薛姓为西迴里第九甲，外来薛姓为六甲。清同治年“回变”时，九甲薛姓逃亡不及，惨遭屠戮，继遭大旱，悉数灭绝。六甲薛姓逃往延长县南河沟狗头山，躲过一劫，至今已繁衍成逾千人的名门望族。
在我们那一方，永宁村之所以鹤立鸡群，不同凡响，一是因为十分重视对本族子弟的教育，始终坚持村学不断；二是因为世代秉承“耕读传家”的优秀传统，人才辈出，修为卓越。
永宁薛姓祠堂大殿曾有这样一副楹联：“习武修文先祖曾光唐社稷；耕田课艺后昆勿忘古箴铭。”这副楹联，既道出了家族的辉煌历史，又诠释了之所以辉煌的原因。这个奥秘就是他们的传家宝：耕读传家。永宁村的建设规制的确曾经具有民间传说那样的气象。民国初年，永宁薛姓戮力同心，在“回变”之后的废墟上恢复重建永宁村。虽然文革时再度遭受重创，但一些旧宅第至今尚悬有“耕读传家”匾额，商号“天德元”家的大门上“耕读第”三字至今依稀犹存。据说，天德元”家形制规正，十分考究，深宅大院，亭台楼阁，木雕砖刻，楹联福壁，为永宁第一豪宅。进入21世纪，为了保护古村落，宜川县政府专项投资，基本恢复了当年“南北两纵、东西九横”的建设旧制，永宁人将焕然一新的巷陌重新命名。“两纵”是：魁星路、新风路；“九横”是：永安路、尚文巷、中贤巷、厚德巷、向阳巷、勤俭巷、致富巷、耕读巷、大志巷。这些命名，充分说明耕读传家的祖训依然深深扎根于后世永宁人的心中，而且洋溢着新的时代气息。
永宁人世代矢志办村学兴教育的精神十分感人，耕读传家的旗帜永远不倒。
其实，永宁薛姓办教育的理念和所追求的目标既朴素又家常，多数人供养子弟上学就是要让他们能够识文断字，明白事理，看家护院、发家立业，说大事了小事，位于一方世俗中心，受人尊敬。比较富裕的自耕农，则希望子弟学业有成，跻身上流社会。永宁大多数族人为自给自足的自耕农，他们认为：“家境滋润千般好，不如供娃念书好。”“家有读书声，一正压百邪。”这与“传家二字耕与读，守家二字勤与俭，处事二字礼与仁”的儒学治家格言、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最高理想一脉相承，完全吻合，也是永宁耕读传家的内在动力和代代传承的重要保障。纵观永宁村史，清代为永宁村学的发轫之期，民国为发展之年，共和为鼎盛之时。私塾也罢，村塾也罢，从晚清到民国，永宁村闻鸡起舞，洒扫庭除，晨兴父子理荒秽，日中荷锄归学堂，一幅半耕半读、耕读传家的美丽画卷。许多老年人曾对我说起永宁村“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的动人景象，深深感慨“永宁村没穷汉，待人接物礼周全”的不俗境界。
农耕时代的耕读传家，既是农民对子弟实施基础教育、发家致富的重要手段，也是通过科举制度出人头地、峥嵘家族、进入上流社会的唯一途径。
翻阅永宁薛姓民国《家谱》，一个个鲜活生动的人物在头脑中清晰定格，一幅幅耕读传家的历史画卷令人久久难以忘怀。永宁村的发展变迁，再次雄辩地告诉世人：教育为立身之本，齐家兴业之本，繁荣永宁之本。
永宁六甲薛氏兴学重教，代有贤良。 薛京铨为永宁薛族二世祖，明末清初人，九品候登仕郎。薛候登慧眼千里，在明末清初混沌乱世中毅然创办窑洞书房，为永宁村学的开路先锋，奠定了永宁教育长期处于宜川北塬不可动摇的中心地位，至今还留下三孔“书房窑”遗址。
四世薛呈玉，郡廪生，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是家族承上启下的关键人物。村中出土的残碑勒石曰，呈玉“有大德，乡里重之，同立碑石。”清《宜川县志》称：“薛呈玉，……乾隆二十二年，钦授乡饮耆宾。同时有五老在县举行乡饮之礼，以外四人其名不传。”“乡饮耆宾”，是清代地方官吏隆重举行的一种敬老仪式，只有德高望重的饱学鸿儒方可参加。《三字经》云：“窦燕山，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而薛呈玉的五个儿子，俱在科举考试中博取生员功名，将“教五子，名俱扬”变为现实版。在那个年代，一个普通农家出现一位生员已属凤毛麟角，而薛家“一门五庠生”，十分罕见，堪称奇观。
薛呈玉的长子薛世鹏为举人，在永宁村学执教40余年，他的学生清代宜川乡贤王彦褒在为先生的《墓志铭》中写道：“先生生而聪颖，雅好读书，至入泮后设教乡曲，从学甚众。……乾隆已卯，岁有奇荒，先生散粮于邻村，既而民困于食，先生又施粥救之。县主特出告示，彰之四外，重立碑石，置之署门。”作为一方高级知识分子，不求仕进，甘于寂寞，舌耕桑梓，教化民风，堪称宜川乡村教育的先驱者，功莫大焉。
薛世鹏之孙、第七世薛桐，字龙门，为清朝国学大学士，曾担任宜川县庠老，即专门司职全县教育的官员。他积极扩大永宁办学规模，主持建设了新的校舍，亲自讲学，教化子弟，并在村南修建“魁星楼”，希望后世金榜提名，光宗耀祖。不幸，由于清代民族矛盾尖锐，“回变”中，永宁村遭受空前洗劫，学堂和大部分民居被毁，全族流离失所，村学被迫中断。
“回变”之后，经过五年的休养生息，社会政治秩序恢复，族中富户十世薛镜明于同治十三年（1686年）重新开办私塾，村学得以恢复。由于子弟不断增加，村中另一富户薛玉贤（十世）再办一所私塾。两家私塾均属半耕半读性质，其中不乏庸中佼佼者，先后有六人考取廪生，二人考取增生，二人得武生员。其后，两处私塾合二为一，成为村塾，即村学堂。教书先生为本族两位廪生十一世薛观暄、薛善行。
“五·四”废除科举制度后，在云岩学董、族人薛观骏倡导下，率先成立了宜川第一所村办学校“永宁民治初级小学”，面向全社会招生，最多时有40多名在校生，原陕西省委书记李瑞山、原甘肃省政协副主席赵成德就在这所学校接受了启蒙教育。由于办学质量比较高，学生越来越多，1941年，薛镜明之孙、时任宜川县商会会长的十二世薛光星任建校经理人，承担大部分建学费用，本族和周边群众积极投工献料，历时一年，在永宁村建成了富云乡第四保中山国民学校，包括砖木结构教室两座、大礼堂一座、师生宿舍、灶房、厕所计18间。1946年，该校有在校学生80多名，比云岩镇小学学生人数还多，在陕北地区都具有一定影响。目前，两座教室和学校大门尚存，为宜川县唯一保存至今的民国时期的学校建筑，永宁村学的象征与骄傲。
全国解放后，政府把原来的村学更名为“永宁初级小学”，实行“民办公助”，减轻了村民负担。1970年发展为五年制小学。1971年创办七年制学校，生源为本村及周边十多个村子，且因永宁集体经济较富裕，学生一律免交学费，教育质量在延安地区名列前茅，先后培养输送中专生126人，大专生28人，其余全部考入云岩高中，誉满延安。1985年教育布点调整，永宁恢复了六年制小学建制，这一时期的教育多次受到宜川县和延安地区教育行政部门嘉奖。上世纪九十年代末，永宁本族子弟薛义忠时任延安市委副秘书长，争取市财政拨款28万元，永宁村建起了一座两层、20间的砖混结构教学楼，办学规模增加一倍多。
据编纂永宁《家谱》的薛天云老先生统计，科举时期永宁考取文生员50多人，武生员5人。民国时期考入大学四人，高中五人。现在，全面普及了九年义务基础教育，全村高中学历86人，中专学历61人，大专学历60人，本科学历100多人，硕士16人，具有中级职称76人，高级职称33人，其中教授6人，主任医师6人，高级工程师6人。在国家党政机关和事企业单位工作的139人，其中军级干部1人，厅级干部2人，处级干部15人。
接下来，我要浓墨重彩，集中说道家乡父老最为稔熟、最为崇敬的“天德元”。
村学的持续繁荣，造就了大批人才。有了文化丰厚视野开阔的人才之后，永宁人再也不满足于位于一方世俗中心，做受人敬仰的所谓“绅士”、“乡贤”，而是开始步入仕途，同时变知识为财富，开辟新的发展产业。
率先走出这一步的就是“天德元”的创始人，永宁薛族首富第十世薛镜明。
从清同治年至民国初年，永宁村的薛镜明通过发展商业贸易，一跃成为富甲一方驰名陕北的大财东。他打出的“天德元”商号，覆盖“三延”城乡，而且从云岩镇出发，长驱直入，途经宜川、黄龙、韩城、渭南等州县，一直延伸至省城西安，逐渐被打造成为响当当的金字招牌，财富和地位的象征。
“天德元”商号，主要从事地区间的中转贸易，同时以商号为依托，兼营旅店和饭馆，以家族成员为骨干，依靠车马运输，实行连锁经营。贸易范围包括各地特色农副产品、食盐、煤油、丝绸、茶叶、陶瓷、农具、皮毛、药品、洋货等等。据许多老年人回忆，解放前，我们那个小镇上就有“天德元”商号，他们就在那里销售土特产品，购买生产生活用品，或者换点银两积蓄，见识过永宁薛家令人眼热心跳的排场与商业气象。还一声三叹，歌功颂德，历数“天德元”一桩桩一件件扶弱济贫的仁义故事，要么就是顺藤摸瓜拐弯抹角与人家沾亲带故，以示荣耀。这些事迹本来应该在此大书特书，昭之于世，可惜年代久远，记忆模糊，恐怕张冠李戴，闹出笑柄，只能忍痛打住了。
“天德元”依靠教育广出人才，发家致富，立世扬名，所以也以热心教育，支持办学和公益事业倍受世人和全社会的敬重。1922年，薛镜明三子、宜川西区民团团总薛观志亲自担纲，斥巨资恢复云岩故县城池、修筑大儒张载祠和云岩小学三大项目。所修学校，后来被改制为县立第三高级小学，校舍一直被沿用至1998年。1940年，宜川县无中学教育，学子须外出延安和洛川远道求学。对此，宜川县商会会长、“天德元”商铺继任掌柜薛光星与另外七位宜川贤达联名向县府动议，集资建设宜川县中学。全县筹款21000多元,其中“天德元”捐款1500元,为宜川各界捐款之最，受到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嘉奖。“天德元”创始人薛镜明从创办私塾、办村塾、建学堂，一路走来，风雨无阻，人才济济，蔚为大观。薛镜明为郡廪生，清光绪年间的例贡生；他的三个儿子都是廪生，次子薛观骏在民国初年还去山西大学进修结业，担任过云岩学区学董、宜川县第一高小校长，创办宜川女子小学，后任县教育局长，编撰了《宜川续志》，填补了清乾隆至1928年宜川史志的一项空白。民国《宜川县志》称，薛观骏“有体亲好善之心，托业活人之术”；精通“堪舆”之术，民国初年所建县衙，即为其勘定风水。废除科举制度后，宜川县首批大学毕业生仅有七人，而薛镜明之孙薛光枢、薛光汉独占两元。他的18位曾孙中，大学毕业者九人，三人担任过县教育局长，二人出任过县财政局长、一人任过县兵役局长。1936年红军进驻瓦窑堡后，曾聘请其长子薛观暄前往安定教授国文。其曾孙薛天纬为中文教授，新疆师范大学副校长，全国李白研究会会长。
那么，“天德元”的开山鼻祖薛镜明及其子孙为什么会成为永宁耕读传家的杰出典范，实现士农工商齐头并臻呢？
前文说过，永宁薛姓源自山西河津县农村，并非宜川土著。读者朋友也许知道，明清以来的近代中国经济发展史上，以耕读传家为背景的山西太谷、祁县、榆次、平遥等晋中盆地的农民，高举商贸之大旗，纵横中国，驰骋欧亚，经营范围包罗万象，钱庄票号汇通天下，称雄五百余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世纪性繁荣和灿烂辉煌的商业文化，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自然经济的解体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细胞，也是社会最基本的经济单位。晋商家族不同于一般官绅家族，它虽然重学兴教，但不是单纯的“学而优则仕”，而是“学而优则商”，商学结合，以学保商。而且大胆提出了儒贾相通观，认为贾可习儒，儒可贾，贾可仕，仕可不失贾业。因此，晋商十分重视教育，早在元代，运城盐池就设有盐商子弟学校，清代在包头城也有山西商人创办的子弟学校，驰名中外的“大盛魁”商号在外蒙古的科布多设有本企业的训练机构。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人公乔致庸起初不过一书生，对商业一窍不通，可是被迫接受家族生意后，历练成为一代叱咤风云的儒商。此外，晋商还坚守修身正己观、义利相通观、公平竞争观等。这些商业价值理念，就在今天仍然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血浓于水，以薛镜明为代表的永宁薛姓家族，其血清里显然有着晋商的强大基因，所以自从踏入永宁的第一天起，就义无反顾地树立耕读传家的大旗，亲自执教，兴办村学。500多年来，无论世事怎么变化，时势或治或乱，初心不改，矢志不已，不仅实现了自耕农的“学而优则仕”，而且缔造了商业帝国“天德元”，对一方社会文化的丰富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其德其能其功，山高水长，民心是碑。
永宁现象，归根结底为教育现象，兴学重教为其核心，耕读传家为其灵魂，为其成功的奥秘！
“天德元”商业现象，是晋商文化和精神在不同地域不同环境情况下的嬗变。它同时充分证明：教育兴，家道兴；家道兴，人才兴；人才兴，事业兴；事业兴，财富兴！
2017年5月1日延安望云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