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延长石油的历史，就不得不说陈振夏；说起石油战线的劳动模范，也不得不说陈振夏。上世纪四十年代初，陈振夏曾任延长石油厂厂长，因其工作成绩卓著，被陕甘宁边区政府授予“特等工业模范工作者”，毛泽东为其亲笔题词“埋头苦干”予以褒奖。偶然的机会，得到一本记录陈振夏生平事迹的小册子，反复阅读好多遍，模范事迹令人感佩，使我对陈振夏有了更为全面立体地了解。现撷取部分片段和故事分享给大家，供学习参考。
人间何处话悽惶
1904年10月25日，陈振夏出生于上海崇明县港西镇兴农村。父亲陈稚秋，毕业于崇明县师范传习所，先后在私塾、小学、中学任国文教师，母亲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家庭收入微薄，家大人多，家境相当困难。
1911年秋，陈振夏进入其父执教的小学读书。在陈振夏心目中，父亲是一位有学问的人，不吸烟、不喝酒、不信鬼神，喜欢看书，会写文章，话语不多，但一言九鼎，叮嘱告诫不怒自威。领他上学的路上，父亲叮咛：到学堂要尊敬师长，用心听课，遵守纪律，与同学团结友爱。陈振夏一一点头允诺。
陈振夏是家里的长子，父亲对其抱有更高的期望。除了学校学习，父亲还不失时机地为其增加“营养”。给他讲读《名贤集》《增广贤文》等启蒙读物，教给他养心修身做人处世的规范和道理。新学年开始，又要求每天半小时“早课”，熟读指定的启蒙读物，领会其中要旨。陈振夏稍有松懈，父亲就给他讲述范仲淹“划粥断齑”等先贤的励志故事，循循善诱，启迪儿子养成吃苦耐劳、坚持不懈的品德。
陈振夏聪慧好学又明理懂事。放学回家，主动帮助家人扫地、喂鸡、带弟妹，干力所能及的家务，为父母分忧。
1916年夏，初小毕业的陈振夏进入县立乙种农校就读。父亲想让他学习掌握农业科技知识，在自家土地上试验，以期提高产量、增加收入、改善生活。
有兴趣才有动力。陈振夏喜欢农业科技，善动脑，肯下功，小考大考总是名列前茅。学校每有实验课题，他总是抢先报名，陈振夏赢得老师和校长的期许和喜爱。在农校的第三学年，“五四”运动浪潮波及崇明。陈振夏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游行声援活动。
农校毕业后，陈振夏因病居家修养自学。1921年初秋，遵从父亲意愿，又进入县立师范学校读书。学校离家十多里，父母心疼，要他寄宿学校。陈振夏执意坚持走读，如此除能节省费用，还可以锻炼身体磨炼意志。这样上了两三个月，陈振夏做了一个出乎父母意料的决定：不再念书，去上海务工，闯荡江湖。
陈振夏十分清楚，母亲生了9个孩子，因无力抚养，半数送进了育婴堂，父亲教书收入少，入不敷出，家里吃了上顿没下顿，还要供自己读书。他默默自责，作为长子，已十六成丁，不能为父母分忧，还要花钱念书加重他们的负担。
出于对儿子的疼爱，父母同意辍学，托人就地工作，他还是不答应。软硬兼施，好言相劝，也没能改变陈振夏的决定。
1921年初冬，未满18岁的陈振夏，通过考试被上海模范工厂录取为练习生。告别父母亲人，乘坐朝阳轮离开崇明，怀着美好的憧憬，毅然来到向往已久的大上海。
工厂新进了一批钳床车床，需要有相当文化知识的工人操作。陈振夏分派上了钳床，由师傅带教。第一次接触机器，深感陌生新奇，在师傅的指导下小心翼翼操作。
钳工是一种劳动强度很大的技术活，陈振夏身体单薄，又是初学，不得要领，显得有些吃力。好在他是有备而来的，牢记父亲“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教导，立志学好技术，干出一番事业。在师傅的指导下，他勤学苦练，夏天一身汗，冬天手指皲裂，从不叫苦叫累。
随着时光的流逝，他逐渐学会了看图、测量、划线、切割、钻孔、研磨、车丝，以及零部件组装、维修、检查等工艺技术。一年后，他出师成了一名合格的钳工。厂里又进回一批车床，工头把这个心灵手巧的小伙子调去当车工。同样，他还是勤学苦练，很快就掌握了车工的应知应会。
高强度的工作已使他很疲惫了，但年轻好奇驱使他经常走进夜上海的街市。一天晚上，闲逛时发现了“六路商界联合会夜校”的招牌，走进一打听，发现听课的都是工人职员，心生羡慕。在一位小青年的引荐下，他见到了校长，报名成了这个夜校的学员。
这个小青年名叫沈鸿，浙江海宁人，也是只身来到上海，先是在“协太新”布店当学徒，后升为店员。俩人一见如故，成了同学同桌，结为同窗好友。后来，在奔赴延安时，他们再次相遇，成为革命战友。
当年的大上海，光怪陆离，贫富悬殊，官吏腐败，洋人横行。陈振夏和沈鸿都是淳朴青年，正义善良，一起议论耳闻目睹的种种不平事，感叹国家积弱不振，民生贫困落后，梦想报效祖国，图谋民族振兴。
陈振夏在“夜校”接受了进步思想，增长了知识，开阔了眼界，心中升起振兴中华的梦想，逐步成为思想激进的热血青年。
为了学习技术，吃苦受累是应该的，但工厂用非人的手段对待工人，他就心生愤怒、难以容忍。
练习生属厂里最底层，一天工作10多个小时，半个月才放一天假，薪酬只有六七元。吃的是发黄的陈糙米和白水煮青菜；春夏秋冬只有一件工作服，又脏又硬，无法换洗，即使破了也不给换；住的是毛竹茅草搭建的简易棚，年久失修，不遮风不挡雨。名誉上是免费提供吃穿住，实际是羊毛出在羊身上。
工友们回到宿舍，不是发牢骚，就是骂老板。陈振夏想，光骂有什么用，老板听不见，即使听见也无用。他号召大家，不能逆来顺受，要起来与他们斗。他将工人的生活状况和黑心老板的劣迹编成小调《十可恼》，用碗筷打着节拍，唱给大家听。在声声叫好中，小调很快传遍了厂区。
老板恼羞成怒，厉声喝问：“小小练习生，胆敢聚众扰乱闹事，吃了老虎心豹子胆了？”陈振夏毫不示弱据理力争：“你们以牛马待我们，我们为什么不能讲？”气急败坏的老板，以开除相威胁。陈振夏狠狠地说：“开除不怕，就是要讲，不但在厂里讲，还要讲到全上海去！”
第二天，陈振夏约了几个工友，向老板递交了请愿书，要求改善生活，实行半工半读。厂长虑及“五四”以来上海学潮工潮不断，担心引发工人罢工，暂时没有开除陈振夏，答应将请愿书所列事项提交董事会定夺。
1924年夏，“江浙战争” 爆发。上海模范工厂受战火影响，几个工场停工，遣散了部分工人，陈振夏被首批打发出厂。战事平息后，工场复工，其他工人重新返厂上班，陈振夏始终没有接到返厂通知。
在这样的背景下，陈振夏写成《七绝二首.感怀》，让我们重温老先生“壮志难酬、淤积愤懑”的诗作：
其一
韶华过眼太匆匆，泪洒工场两载中。
碌碌每怨身世苦，惟将壮志泣西风。
其二
孤身沦落客他乡，病倒绳床更自伤。
骨立形销怨对影，人间何处话悽惶？
勉之复寇仇
陈振夏第一次到上海打工，就出师不利，厂方借“战火”影响停工并遣散了工人，同时也借机开销了他这个“带头闹事”分子。
陈振夏返回崇明，父亲陈稚秋得知他因“聚众闹事”被辞退，教训道：“为人处事休争闲气，遇事要三思，免劳后悔。现在这不是丢了饭碗？”陈振夏争辩说：“小时候您给我讲解《名贤集》‘平生正直无私曲’一句，叮嘱我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我为劳工兄弟争取应得的权利有什么错？”听儿子这么一说，父亲也就无话说了。
无论如何还得做事谋生。不久，陈振夏与朋友合伙开了个碾米厂，自己亲自操作碾米机。谁知机器陈旧常出故障，生意不景气，不到一年就关停了。不但没赚到钱，连央求父亲借的本钱也亏了进去。
1925年春，接连受挫的陈振夏，经友人介绍重新回到上海，进入中华电气制作所当钳工。这是一个由北洋政府交通部与日商洋行合办的企业，日本人独揽大权，连车间主任都是日本人。
进厂时间不长，陈振夏就出了名。
首先是他有一手出类拔萃的钳工技术。在众多工友中，无论老师傅还是新学徒，不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都被他过硬的技术所“服帖”，就连钳工出身的二工头，也操着方言说“迪个小赤佬本事斜气大。”
再者是陈振夏乐于助人。工友技术上的讨教，他总是尽其所能，耐心指教；工友加工中出了差错，他悉心指出并帮助改进。练习生小李，因“孝敬”工头不到位，迟迟不予安排施教师傅。他向陈振夏求助，陈振夏没讲任何条件，尽力传教，使小李熟练掌握了相关技术，顺利达标升级。钳工阿三，不慎碰破了手指，不能完成当天的切削定额，要被扣除工钱。陈振夏知道阿三家贫，主动连夜加班帮助代劳。
诸如此类好事，他做了不计其数。陈振夏受到工友的普遍尊敬，大伙亲切地称他为“崇明陈师傅”。
一向关心时事的陈振夏，业余时间坚持读书看报，上街了解社会动态，与工友分享所见所闻，分析议论时政。
梅雨季节的上海滩，热得让人喘不过气。租界里的气氛也变得紧张起来，除增加了全副武装的巡捕，晚上还实行了宵禁。电气制作所钳工车间也不平静，工人议论纷纷，主题是日本老板打死打伤了中国工人。
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爆发了！
以共产党人李立山为委员长的上海总工会成立，6月1日，发起了全市总罢工。组建了上海工商学界联合会，组织发动罢工罢课罢市。
响应市总工会号召，制作所的工友立即行动，纷纷联络酝酿罢工。一批骨干成员连夜秘密碰头，决定组建电气制作所罢工委员会，陈振夏被推举为委员长。陈振夏直受不辞，勇担重任，当晚拟就号召书，贴在进厂的路口。
第二天工人上班路过，纷纷驻足在号召书前，有的默看，有的大声朗颂。陈振夏他们乘机号召工人罢工，工人积极响应，任凭上班铃声催促，没人理会，都不进厂。
工人越聚越多，陈振夏号令：“走啊，去饭堂开会宣布罢工！”工人们呼喊着涌进了饭堂。
在掌声欢呼声中，陈振夏兴奋地登上桌子，展开《罢工宣言》，慷慨激昂地宣读起来……
听完《宣言》，“罢工、罢工”的声浪震耳欲聋。陈振夏高呼：“打倒东洋鬼子！”全场跟着呼喊。 “打倒英国鬼子！”“收回租界！”拳头如林，吼声如雷。
这一天起，中华电气制作所没有了机器声，犹如荒野的坟场，冷清萧瑟。
6月11日，上海工商学界联合会召开2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通过了惩凶赔偿等条件。消息传到大江南北，掀起了全国规模的反帝浪潮。
日复一日的“三罢”，上海租界当局和外商惊慌失措，沆瀣一气密谋破坏，日英驻华使节向上海当局提出抗议，英国兵舰也开进了黄浦江。
制作所工头传话，中日老板邀请罢工委员会“联络感情”，罢工委员会及陈振夏明白他们的用心，早有防备。老板笑脸相迎，请坐递烟敬茶，很是客气，谈话正题是希望早日复工。陈振夏他们不卑不亢，告诉对方：我们是按市总工会通令罢工的，何时复工，要以总工会指示为准。“感情”难以联络，谈话不欢而散。
老板又指使钳工间工头出面，拿着礼盒洋酒和二百元大洋，试图利诱说服陈振夏。工头见和言细语规劝拉拢无望，亮出了“敬酒不吃吃罚酒”的底牌。陈振夏提高嗓门：“我宁愿吃罚酒，滚！”
陈振夏喝退了工头，却引来更大的麻烦。一天晚上，陈振夏在探望困难工友回家的路上，被日本老板收买的流氓用斧头砍伤。所幸他早有防备，只是胳膊上受了点皮肉伤，逃脱后赶往医院进行了包扎。
工人罢工期间，工厂停发了工资。总工会给困难职工发放救济金，陈振夏按规定如数发放并公开账目。对特别困难的，他就号召大家援助，自己身体力行，省吃俭用，将积蓄的工钱无私予以捐赠。
大罢工进入相持阶段，遵照市总工会指示，再次召开动员会。陈振夏带伤参加，慷慨领誓：为了罢工的胜利，利诱不为动，威逼不就范，豁上性命也在所不计。他鼓励大家，团结一心，罢工到底，赢得最后胜利！
罢工整整持续了两个多月。一天，陈振夏发现老板试图雇佣外地技工开工，他立即组织工友驻守制作所，晓以大义，取得雇工的同情支持，粉碎了老板的阴谋。
8月10日，上海市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9项复工条件。经过艰难谈判，当局答应了大部分条件。总工会发出停止罢工指示，8月底全市陆续复工。
电气制作所复工了，但老板对陈振夏怀恨在心，唆使工头拉拢工人组建“友爱社”，并指定了主席、副主席人选，条件是不得再罢工。
不料，在选举时，陈振夏以多数票赞成当选主席，陈振夏提议将“友爱社”改成了“互助社”。
日商不甘失败，安插亲信，千方百计制约陈振夏行使权力，挑拨社员团结。一天中午，两派社员发生了争斗，互伤十几人。陈振夏在劝架过程中，被早有预谋的二工头用棍子砸到头部，顿时鲜血直流。
介绍陈振夏入厂的友人暗暗透露：日本人恨透你了，非把你搞掉不可。你还是赶快走吧，不然有生命危险。
1926年秋，陈振夏被迫辞职，离开电气制作所回到崇明，在三星镇碾米厂打工谋生。
1927年春，没有灰心的陈振夏，经同乡介绍第三次走进上海，在虹口马恒顺机器厂当钳工，几个月后，因故被辞退。是年冬天，经同乡陈干青介绍，陈振夏第四次进军大上海，到同德轮船公司“同德”轮上当实习生。
陈干青是近代中国第一位海轮船长。当时，中国海轮上的舰长及高级职员，大多是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为了挽回航权，陈干青在同学同乡亲友中物色青年才俊，有意培养自己的海运人才。与陈振夏接触中，他发现这个年轻人有志气有文化，掌握了相当的机械知识，又向往海员生活。于是，就推荐陈振夏上了轮船。
海员生活非常艰苦，常年漂泊江海，寂寞孤单；风吹浪打是家常便饭，遇上狂风恶浪，随时有船毁人亡的危险……对此，陈振夏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上船后的第一难关就是晕船，肚子里翻江倒海，头脑眩晕，呕吐不止。他咬住牙关，战胜痛苦，渐渐适应了水上生活。
起初，他学习船上蒸汽机、锅炉的运行和维修，凭已有的机械基础，加之热爱刻苦，很快就由实习生转为机工，又从机工升为轮机员。
轮机员自高到低分为：大车，二车，三车。
1928年底，再次经陈干青推荐，陈振夏进入中国近代第一支商船队——轮船招商局，担任“新济”轮三车。不久，“新济”轮触礁需大修，船员另行安置。陈振夏因无钱也不愿“走动”，迟迟未予安排。又是在陈干青推荐下，进入元通轮船公司“大贞”轮当二车。
1929年，陈振夏重回招商局，辗转在“嘉禾”、“秦顺”等多艘轮船上当三车或二车，还两次代理过大车。每到一处，都以良好的技能和人品，得到上司赏识，受到同事及水手好评。在此期间，陈振夏参加了轮机员分会，以会员代表身份，发动了争取年终加薪的罢工斗争，取得胜利。陈振夏追求进步，坚持阅读革命书刊，与进步青年王新元等发起出版《轮机月刊》，自己亲任编辑，撰写《漂流日记》，记述海员的艰苦生活，揭露资本家压榨工人的种种罪行。
在这样的背景下，1930年陈振夏写成《五律.广州》，表达了他忧国忧民、反帝复仇的思想感情。
五律.广州
1930年
故乡早冰雪,南国尚春秋。
萧瑟回雁去,暄妍来燕留。
时欣广畛域,常恨缺金瓯!
反帝曾先帜,勉之复寇仇。
东洋鬼子坏得很
1929年夏到1937年冬，陈振夏一直在招商局当海员，先后辗转在“嘉禾”、“秦顺”等多艘轮船当三车或二车，还两次代理过大车。在此期间，陈振夏不但尽职尽责工作，还发挥轮机分会代表作用，为船员争取合法权益。同时，陈振夏积极参加抗日救亡活动，亲自参加了江阴沉船封江战斗，舍身忘死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为了接受进步思想，陈振夏省吃俭用购买进步书籍报刊，如饥似渴地阅读学习，从中寻找救国救民的答案。他关心时事政治，厌恶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三民主义、大肆“剿共”行径；痛恨日本帝国主义变本加厉的侵华罪行。提起日本鬼子，陈振夏就怒气冲天，免不了骂几句“猪三头”，“东洋鬼子坏得很！”
陈振夏对日本侵略者的恨是与生俱来的。孩提时期，曾听父亲讲，从明朝中叶开始，倭寇就不断进犯崇明，还一度攻下县城，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上学后，又从课堂上得知，从晚清到北洋军阀时期，日本屡屡欺凌中国。国民政府建立的短短几年，日寇变本加厉入侵我国，东北沦陷，华北失守，上海告急，抗日救亡斗争全面打响。
“一二九”运动爆发后，陈振夏发动串联各分会团体，联合组织声援，宣传一致对外，反对日本侵略。“七七”卢沟桥抗战打响后，陈振夏宁可少吃一口饭菜，也要天天买回报纸，了解前线战况，第一时间向船上同人通报。看到我军胜利的报道，陈振夏连念带讲，绘声绘色，神采飞扬；看到失利的消息，他常常语气低沉，三言两语，扼腕长叹，有时气得连饭也吃不下。
1937年8月上旬，日军在上海一再挑衅，30多艘战舰排在长江口和黄浦江，淞沪战争一触即发。
当时，长江中上游，游弋着70多艘日本舰船，载有陆战队员7000余人。国民党蒋介石决定实施江阴封江战略，用沉船方式阻塞狭窄的江阴航道，防止日本海军溯江而上，威胁南京安全，同时实施关门打狗，歼灭长江河道日军的有生力量。
用于沉江封锁的大多是海军的陈旧舰只，同时征用了若干民营商船。招商局即将报废的“嘉禾”号就在征用之列。
陈振夏奉命从“江大”轮二车调到“嘉禾”轮代理大车，因为是军事秘密，船员都蒙在鼓里。船长传话：开往江阴，执行招商局临时特别任务。
接到命令，陈振夏和船员各就各位，启动轮船，向目的地进发。临近江阴，接到通知，要求驶往君山江面。船长方才解密，此行是执行沉船封江任务。船员一齐动手，将可移动且值钱的物件搬下船。此时，江面上已有10多艘民营轮船停泊，其中有几艘招商局的轮船，后续又有近10艘轮船驶来，奉令就地抛锚待命。
1937年8月12日，悲壮的江阴沉船封江战斗拉开了帷幕。上午8时，海军司令陈绍宽主持举行了庄严的升旗仪式。执行任务的舰船纷纷拉响汽笛，呜咽的汽笛，哀鸣而悲壮。
各个舰船到达自沉位置，遵照命令，陆续打开海底门，江水迸涌入舱，舰身徐徐下沉。
“嘉禾”号接到船长的命令，陈振夏进入机舱，作了最后检查。陈振夏明白，这是执行军事任务，不敢有半点马虎，他小心翼翼地将船开到指定位置，挪移定位完毕，抛锚停机，这才舒了口气。陈振夏自告奋勇与大副一起执行打开海底门任务。待其他人员全部撤离后，他俩钻到底舱，打开了低位海底门。
浑浊的江水哗啦哗啦地涌入底舱，大副转身爬上梯子，上了甲板。回头看时，不见陈振夏的身影，连忙返回寻找。
此时，陈振夏还在底舱。为了使江水进得更快点，他爬梯出舱时又退了回去，准备打开高海底门。哪知高海底门生锈变形，根本打不开。他找来铁锤狠劲敲砸，海底门终于打开了，强大的水柱涌了进来。这时，他才放心地开始撤离。
大副以为陈振夏发生了意外，带着两个水手回舱寻找。碰到陈振夏，大副顿时火冒三丈，把陈振夏大骂了一顿。陈振夏没有争辩，上岸后才说明了缘由。大副不好意思地说，自己太鲁莽，请陈振夏原谅。
“嘉禾”号渐渐下沉，最后只剩了一小截烟囱……
陈振夏和战友们抹着泪眼，一步三回头，依依不舍，“再见了，亲爱的嘉禾！”
完成了沉船封江任务，在他们返回上海的路上，淞沪战争打响了。船员们接到通知：暂不上班，留职停薪。
陈振夏与几位轮机员去找总经理，要求提取先前公司扣存的年终双薪。总经理耍无赖，以他们聚众滋事为由报警，巡捕赶到，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们抓了去，待他们向巡捕房说明情由时，已吃了一夜的冤枉官司。
陈振夏再次牵头，投书《大公报》申诉，总经理恼羞成怒，只发给年终双薪的一半，随后将他开除。
陈振夏在轮船上工作近十年，他不顾工作漂泊之劳顿，吊古怀今，借景抒情，以诗记事，以诗言志，写成诗词作品数十首，为我们留下了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鸟栖良木赴延安
1937年9月，陈振夏牵头投诉招商局，他被恼羞成怒的总经理给开除了。此时，中日淞沪交战正酣，日军不断增调援军，陆海空全线攻击，战局对我方很是不利。早在一个月前，国民政府就着手准备上海工厂内迁工作，8月底，各工厂纷纷拆迁到武汉落脚。
丢了工作，又逢战事，上海是待不下去了，陈振夏想，去哪呢？回崇明？很快就否定了。好多同事去了西南大后方，有的拉他一起去，他口头搪塞推脱，心里另有打算。
延安，陕北的延安，是他心仪已久的地方，为了慎重起见，陈振夏从未向外吐露。早在夜校学习时，他就初步了解了共产党，并发自内心赞赏共产党。“五卅”运动中，顾正红等共产党人为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让他感动敬佩。他知道，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迎接北伐军进入大上海的总指挥，就是共产党的重要领导人周恩来。
当年，国民党清党，杀了那么多共产党人，接着10年“剿共”，5次大围剿，共产党人越剿越多，近年更是在陕北成了大气候，还建立了陕甘宁边区政府。他听到根据地的传闻：那里没有剥削，没有压迫，人人有饭吃，人人有工做；官兵平等，军民一家，连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也过着老百姓一样的生活……
古人说：人择明主，鸟栖良木。陈振夏下定了决心：到陕北去，到延安去，投奔共产党！
去陕北延安，不像到上海，无论如何应该回家告知家人。
陈振夏回到崇明老家，父母妻子全家高兴。上海开战以来，家人成天为陈振夏的安全提心吊胆，这下好不容易安全回来了，家人能不高兴？
早在1931年，陈振夏与黄应玉在老家结婚，他们的女儿素行也有6岁了。他平时回家不多，出于骨肉天性，同时每次回家他都给女儿带着糖果点心，女儿对爸爸也不生分。听到爸爸回来了，正在邻居家玩耍的小素行，连蹦带跳跑回家，一头扑进他的怀抱。陈振夏抱起女儿，看了又看，亲了又亲。
吃了饭，父亲发现陈振夏的行李没带回来，心有疑虑地问：“怎么，你还想回上海？”
陈振夏趁机直接说出了去陕北延安的想法。
父亲的第一反应是不同意。直言道：你既是人子又为人父，有妻子有家舍，上海待不下去了，就回来支撑这个家吧。现在兵荒马乱，延安又在数千里之外，做父亲的哪能放心？听到这，一旁的母亲开始哭泣，妻子也在抹眼泪，她们的心思不言而喻。
去延安的想法形成时，陈振夏就预料到家里的阻力。在回崇明的路上，他就想好了如何说服他们，当下就和盘托出。
国与家，国为重。陈振夏诚恳地说，这些道理都是小时候父亲您教导我的，如今东北沦陷、平津失守，上海又危在旦夕，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正是有志男儿勇赴国难之时。这些年我在上海学到的机械、电气等技术，到延安应该是能派上用场的。再说，待在家里就能安生过日子吗？上海沦陷了，崇明还能平安吗？东洋鬼子来了，即使在家，不是拉去当炮灰，就是做苦工，你们愿意看到这个结局吗？
陈振夏讲的这些，身为国文教师和开明人士的父亲都明白，他平常也是这样教育儿女和学生的。落到现实，担心疑虑也属正常。他知道儿子“中毒”太深，脾气又犟，主意定了一时难以说服，就随他去吧。
父亲同意了，母亲、妻子也只能默许了。
理想的火种一经点燃，任何困难都无法阻挡。第二天，陈振夏吻别女儿，告别了父母妻子，离开崇明，踏上新的征程。
陈振夏在上海停留了一个多月，参与救护伤兵、赈济难民、动员募捐等工作，期待战局好转，可惜那只是一厢情愿。上海失守在即，有钱人家设法转移资产，无家可归的市民成了难民，涌进西方国家租界的难民收容所。战火不断扩大，难民急剧增加，租界无力收容，许多难民只好逃离上海，漫无目标地到处流浪。
1937年11月12日，上海沦陷了。陈振夏给家里写了道别信，启程北上了。他乘轮船经南通至镇江，转乘火车至南京，搭招商局的“江靖”轮到汉口。
此时，日本飞机已深入到江苏、安徽地域狂轰滥炸，行船也只得走走停停。有时甚至白天靠岸休息，晚上开船。陈振夏随身携带的盘缠有限，就尽量节约开支，一天只吃简单的两餐。
途中传来八路军平型关大捷的消息，陈振夏高兴地挥舞着拳头向大家说，共产党才是抗日的英雄！这就更加坚定了他奔赴延安的决心。
好不容易到了武汉，他计划歇歇脚，打探打探情况，从陆路向西北进发。他遇到了上海模范工厂的工友胡华钦、郑渭生，经他们介绍认识了正在武汉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杜重远。得知他们去延安的想法，杜表示支持勉励，并写信给叶剑英，让他们到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接洽。
几经打探，陈振夏来到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受到李涛处长的热情接待，他住进办事处招待所，待派人护送去陕北。招待所已经有几位准备去延安的青年，他们相见如故，立即成了同志，热烈地交流了起来。
等待期间，陈振夏在三联书店碰到了沈鸿，老朋友异乡相逢，既高兴又激动。1931年，沈鸿在上海创办“利用”锁厂，自任经理兼工程师。这次运了10部铣床内迁，因路费短缺滞留武汉，当下是进退两难，不知去向。陈振夏介绍了自己的情况和打算，建议沈鸿也去延安，共产党一定会欢迎的。沈鸿听了非常高兴，也想投奔延安，当即委托陈振夏向办事处领导转达他的意愿，并询问是否需要他的设备。
陈振夏回到办事处，向李涛处长介绍转达了沈鸿的情况，李涛当即同意让沈鸿到办事处详谈。沈鸿如约前往，洽谈很顺利，同意人和机器一起去陕北。很快，在给养处长钱之光帮助下，沈鸿把机器运到了办事处，待命出发。
让陈振夏更为高兴的是，他在李涛处长的办公室，见到了正在国统区从事统战工作的叶剑英。叶剑英告诉他，延安生活条件很差，吃的是小米，穿的是粗布，住的是窑洞，气候干燥风沙多，你能吃得起苦吗？
陈振夏不假思索地说：报告长官，为了抗日救亡赶走东洋鬼子，我什么苦都能吃！
叶剑英笑着纠正了他“长官”的称呼，在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里，职位高低一律平等，相互之间称“同志”。陈振夏马上改称了“同志”。
过了几天，陈振夏与十几位同志登上了开往西安的列车。到了西安，八路军西安办事处接待他们住了下来。这里是进入红区的必经门户，仅1937年至1938年，就有近2万人通过这里奔赴延安。
西安到延安有700多里路，不通火车，也缺少汽车，奔赴延安的革命青年，绝大部分靠徒步。十几个人编为一组，由两名八路军战士带领护送。
这天早晨，陈振夏他们穿着办事处配发的棉衣棉裤和布鞋，戴着棉帽，背着行李，迎着凛冽的寒风向北出发了。
刚开始，大家有说有笑，渐渐地就喘着粗气，话也少了。陈振夏虽说生在乡下，也没有走过长途，半天下来，两腿发酸，脚掌起泡。他咬紧牙关，坚持紧跟队伍前行。他第一次感受大西北的艰苦：气候干燥，植被焦枯；北风劲吹，黄土飞扬；沟壑交错，人烟稀疏。由此印证了叶剑英说的话。
进入红区，受到贫民协会同志的热情接待。村民问长问短，对带队的战士更是亲热，谈笑风生如亲人相见，小孩子围着他们又笑又跳。陈振夏心生感慨：崇明也好，上海也罢，没有老百姓不怕当兵的，这里的军民亲如一家，真是奇迹！
过富县，到甘泉，离延安越来越近了。大家似乎忘记了伤痛和疲劳，有的扯开嗓子歌唱，有的即兴赋诗并大声吟诵。
“看，到了！”有人指着远处惊呼，“宝塔山，宝塔山！延安，我们来了！”
宝塔山下锣鼓喧天，秧歌飞舞，口号阵阵。他们受到贵宾般的欢迎。边区政府接待处的工作人员迎上来，接过行李，问寒问暖，将他们领进了招待所。
陈振夏铭记这一天：1938年1月4日。
（未完待续）
（素材来源：《陈振夏，毛泽东题词表彰的崇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陆茂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