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人民负责
东北、华北广大地区相继解放，解放区大力恢复生产，像陈振夏这样的技术型干部很是吃香，更何况他还是从延安过来的模范厂长。1949年春，他先到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工作。当年冬，中央直属经济建设公司成立，他被要回北京，派往大连接洽水泵事宜，后又被借调到石家庄糖厂工作。
1950年春，陈振夏到石家庄农机厂任副厂长。得知陈振夏的光荣历史后，大家对他尊敬有加，工友们亲切地称他为“延安干部”。陈振夏让大家直呼其名或 “陈同志”，这样更亲切。
农机厂面向农业生产制造农业机械，为农村和农民服务，责任重大。陈振夏接到的第一批任务是内试制成功大型耕犁，要求三个月内完成。陈振夏领衔筹组车间，添置机器，调配人员，指派人员外出取经。经过多次试制改进，产出样品，检验合格后投入批量生产。
第一批产品交付使用单位，车间主任敲锣打鼓向厂部送了喜报。工人干劲十足，车间加紧生产。只求数量，放松了质量，接到使用单位反馈，有百分之八十的产品不合格。陈振夏当即要求召回不合格产品，修理合格后再送过去。在厂党委会上，陈振夏主动检讨，请求辞去副厂长职务。组织称赞他的高姿态，但没有同意他的请辞。陈振夏表示继续负责耕犁生产，将功补过。他拿出延长石油厂时的那股劲，下沉车间，亲自把关，耕犁合格率稳步提升。
1953年春，厂长让陈振夏领衔试制12吨压路机，他汲取耕犁质量问题教训，亲力亲为，严格把关，很快就试制成功，质量合格，用户满意，厂长树起大拇指夸赞：“老陈，真行！”
随后，厂长又让陈振夏兼管75马力锅驼机的生产。工程师以节省成本为由，主张不完全按设计图纸生产。陈振夏不同意，以防出现质量问题。工程师向厂长讲了简略工序的理由，厂长竟然相信了。样品出来后，陈振夏发现不对头，测试下来质量打了折扣，他马上向厂长汇报，下令停止生产。
在党委会上，陈振夏严肃批评厂长官僚主义，偏听偏信，视产品质量为儿戏，是对革命对人民不负责任。厂长有觉悟，敢担当，承认了错误，下令按原图生产。
有人问陈振夏：“你敢批评领导，不怕丢了乌纱帽？”
陈振夏回答：“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党的优良作风，拿起这个武器，帮助同志改正缺点错误，是对革命对同志负责。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个人的一切都可以抛弃，丢个乌纱帽又算什么？”陈振夏牢记毛主席“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的教导，处处体现出一个“延安干部”的觉悟和坦荡。
1955年5月，保定机械厂上马，调任陈振夏为技术副厂长。陈振夏以“向人民负责”的态度，忠实履行技术副厂长责任，牢牢掌控产品设计、按图生产、质量检验三道关口，保质保量完成了上级下达的任务。
1958年5月，各条战线掀起“大跃进”的高潮，陈振夏与工人一起奋战在车间工地，完成了月产250台锅驼机的跃进指标。盲目跃进，致使产品数量与质量矛盾凸显。针对盲目追求跃进指标、放松质量要求问题，陈振夏与厂党委书记发生争执。为了清除坚持原则的陈振夏这个“障碍”，他被派西郊负责安装炼钢的小高炉去了，党委会研究撤销产品质量三检制度。视质量为生命的陈振夏，他知道后直言追问：“为什么不通知我参加党委会？对撤销三检制度决议，我保留反对意见。”书记批评他跟不上形势，陈振夏反驳书记对总路线理解片面。俩人争得面红耳赤，陈振夏毫不妥协，始终坚持“保留意见。”
1959年4月，陈振夏被提升为厂长，单位也更名为“保定动力厂”。“放卫星”“打擂台”，是“大跃进”年代的新生事物。那时候，党委书记是真正的一把手。未与厂长陈振夏通气，党委书记就将当年的生产任务提高了50%。陈振夏质问书记，这数字是怎么定的？书记不以为然地说，这是我在市里会议上报的，因为我们厂卫星放得高，还预领了优胜红旗。陈振夏说，年度计划本来就定得高，再提高那么多，我看完不成。书记挥起大棒：“不是我吓唬你，你这是反对打擂台，抵触大跃进。”“我对党对人民心怀忠诚，不怕扣帽子。”陈振夏尽量放缓语气，“这个指标脱离实际，是欺骗组织，欺骗人民，身为党员领导干部，能问心无愧？”“大不了把红旗退回去嘛！”书记说着淡然一笑，转身走了。
未出陈振夏所料，厂里无法完成“卫星”指标，又送还了优胜红旗。
后来，类似的“争斗”还有多次，陈振夏总是“跟不上形势”，言行老是“不合时宜”。因为坚持原则，以致成了少数派；因为廉洁自律，竟然成了“独行客”。
特殊年代的特殊时期，陈振夏感觉很无奈。但他始终坚持“向人民负责”， 带领技术骨干，修旧利废，增产节约，尽力减少企业损失。
本来患有风湿宿疾的陈振夏，又值困难时期营养不良，健康状况堪忧。196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在单位观看露天电影时，为了给老工人让座，陈振夏不慎跌倒，致使脊柱骨折。住院治疗后，骨折基本愈合。医生嘱咐他好好修养，陈振夏却自作主张提前上了班，从此落下慢性腰疼的毛病。年届花甲，身体有病，陈振夏多次申请退休。
1964年8月，组织委任陈振夏为保定机床厂顾问。“文革”开始后，陈振夏长期“靠边站”，也就难“顾”难“问”了。从此，他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历史文献上。在此期间，陈振夏静下心来，写出3万余字的自传，回顾总结自己的经历。这些文字，成为研究陈振夏的宝贵材料。
1972年3月，陈振夏办理了退休手续。据史料记载，陈振夏曾当选河北省第四届政协常委、保定市第四届政协副主席。
清正廉洁树楷模
陈振夏不光是生产工作的模范，也是清正廉洁的模范，他的先进模范事迹，永远值得党员领导干部学习。
1953年夏日的一天，陈振夏所在的石家庄农机厂来了个20岁左右的姑娘，说找她爸爸陈振夏。门卫师傅纳闷：你进来时，陈副厂长拿了报纸和你打了个照面，自己的父亲怎么不认识？姑娘说，父亲走时我还小，有十几年没见过面了。姑娘叫陈素行，是陈振夏的独生女儿，1937年父亲奔赴延安时她只有六岁。如今，小闺女变成了大姑娘，父亲也从青年步入中年，不经意间相逢，哪能认出呢？门卫师傅联络，他们父女会了面。
陈振夏到延安后，为了防止连累家人，一直没有通信。直到解放后，才写信给家人报了平安，告知了他的工作单位。解放初，陈振夏曾去上海出差。上海离崇明很近了，再说他十多年没回家，顺便回去看看也属正常。谁知，事情办妥，他就催促同行的小杨买返程火车票，理由是工作任务紧，又没向领导请假，擅自回家探亲，就是假公济私，万万不可。
这天，考入北京俄语学院的素行，奉祖父母及母亲嘱咐，趁暑假来石家庄看看父亲。素行面前的父亲，头戴褪了色的鸭舌帽，身穿打了补丁的蓝布衣，面庞消瘦，哪像个厂长？来到父亲的住处，堪称斗室的小屋，一张小木床，一桌一凳，一架书籍，一只保温瓶，就是全部家当。陈振夏给女儿递上一杯水，说现在是上班时间，你先休息休息，我下班回来陪你吃饭。
女儿在的几天，陈振夏照常上班。素行讲到，家里老老少少想念他，祖父已卧床不起，什么时候回家看看。陈振夏反复解释“工作忙”，许诺“抽空回家一趟。” 早在两年前单位就曾安排他探亲，因刚到厂，工作没头绪，单位又实行供给制，往来还得报销车旅费，增加国家负担，他主动放弃了。女儿发现父亲腿脚不灵便，询问原因。陈振夏轻描淡写地说，得了风湿，时有疼痛，时间长了，习惯了。
半个月后，陈振夏送女儿上了返校的火车，这天是星期日，不影响工作，日子是他定的。
1954年春，弟弟来信说父亲病重，想见陈振夏一面。陈振夏预感到父亲来日不多，请假回到上海。不多时，父亲就去世了。安葬了父亲，回到家里。陈振夏得知，土改时，父母名下有25亩地，老人年老体弱，无力耕种，部分出租给了别人。陈振夏认为，租地就是剥削，吩咐妻子不能再收地租，全部收获归耕种者，同时，还将自己家种的一千步地交给政府，分配给了地少的农民。
身为14级干部的陈振夏，组织在保定市区给他分配住房，他婉言谢绝。再三动员下，直到1965年3月才搬了去。单位派人将他用了10多年的旧桌椅和书架衣橱送过来，他说这是公家的，逐一折价把钱交回了厂财务。
陈振夏的母亲去世后，只有妻子黄氏一人住在老家。在女儿女婿劝说下，他才把妻子接到保定，结束了30多年的两地分居生活。
1972年3月，陈振夏办理了退休手续。他与老伴商量，要告老还乡回崇明。老邻居挽留就住在保定，老上级老同事劝他们到北京定居，女儿女婿也住在北京，便于相互照顾。陈振夏说，为了减轻城市负担，北京不去，保定不住，就回老家。
按级别，陈振夏回到老家可享受300元安家费，经办人再三请他签名领取。他说自己工资够用了，安家费还给公家。工作人员将现钞送上门，他还是没收。
在老家，陈振夏名下原有五间房子，两间是嗣承伯母的，1956年由老伴卖掉了，另外三间他于1965年无偿送给了队里公用。这样，他已成了无房户。回乡后，组织计划给他建一套住房，他不要，只求和群众一样分配住房。一时没有新房，临时给他安排了两间旧房子。几幢新楼建成分配，组织首先考虑到陈振夏，经办人通知他选房，他推辞说，我俩住这里就很好，住出了感情，用不着调了。经办人说，这里太狭小，生活设施也不完备，您是老干部，应该享受好一点的。陈振夏说，我小时候住在破旧平房，到延安住的是土窑洞，相比之下，这里好了不知多少倍，新房子给了更需要的人吧。以后每有新房分配，他都榜上有名，却一次又一次谢绝了。
当初，陈振夏曾叮嘱老伴将嗣承伯母的两间房子交公，老伴当面答应了。陈振夏回单位后，老伴卖得550元钱，受到陈振夏的责备。退休回来后，陈振夏决定将卖房款作为党费上交组织。老伴说，十几年前经我手卖的还要上交？谁向你要了？陈振夏说，没人向我要，是我自己要上交，我是一名老党员，应当做得更好一点。
当时，蔬菜供应紧张，买菜得天不明就去菜场排队，且还限量。考虑到陈振夏年老体弱，组织指令菜场派人给他送菜。第一次送菜的上门，陈振夏问给多少人家送菜，回说就送您一家。陈振夏付钱道谢后说，今后我这里不麻烦送了，自己去买。送菜的说，您是老革命，应该享受。陈振夏说，老干部更要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送菜的说，这是领导交办的，我得服从命令听指挥呀。陈振夏说，我会给你们领导说明的，请放心。
按规定，陈振夏去医院看病有公车接送。陈振夏执意不要，他说自己退休了，对国家贡献少了，再消耗公家汽油心中有愧。他每次都让老伴陪着步行上医院，实在支持不住就掏钱叫三轮车代步。组织部的老朱实在不忍心，暗中打探到他去医院时，就通知司机将汽车开来，陈振夏若拒绝，就以“放空车是更大的浪费”让他上车。陈振夏说，你这是逼我犯错误。老朱说，您是有功之臣，受之无愧。陈振夏一本正经地说，这不能作为特殊化的理由。
陈振夏生活非常俭朴，用的是旧家具，睡的是木板床，穿的是打了补丁的旧衣服，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一条皮带接了断断了接，用了47年。因住房潮湿，经常需要翻晒衣物，平常由他一人包揽。后来，他腰疼得实在干不动了，改由老伴去做。老伴第一次打开一只旧箱子，翻出里面的衣物，发现箱底有一个牛皮纸袋，心想藏着什么宝贝。轻轻抽出来，老伴惊叫起来：“老头子，哪来这么多奖状呀？”左邻右舍闻声赶来，凑过去一张张翻念起来：埋头苦干，为陈振夏同志题，毛泽东。“是毛主席给的！”大伙又惊又喜。第二张，第三张，第四张……消息传出，惊动了镇县领导，有人问他为什么不早说。他说，都是过去的荣誉，没有必要再张扬。老伴建议把毛主席题词挂出来，他说，不许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天，一位领导发话：毛主席的题词，是对你的表扬，也是对广大干部群众的鼓舞和鞭策，挂出来，让群众从中汲取力量，以埋头苦干的革命精神，投身“四化”建设。陈振夏这才同意将毛主席题词装上镜框，挂在墙上，供乡亲们瞻仰学习。
陈振夏常说，生命不息，学习毛泽东思想不能停止。回到崇明后，陈振夏再一次通读了《毛选》四卷，真正是“活到老，学到老”。
晚年，陈振夏发现所在支部组织生活制度不够健全，建议划分党小组，加强组织活动。他自己言行一致，参加支部及小组活动，风雨无阻，因病卧床不起时，还要嘱托老伴代为请假。“文革”后，国家百废待兴，他将积蓄的2000元钱，作为党费上交组织，并附信表示，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
“不徇私情不特殊”“共产党员姓‘公’不姓‘私’”，这是陈振夏常讲的两句话，也是他的处事准则。
侄儿想从外地调回上海工作，亲友想进社办工厂，一个农村亲眷要求到运输公司做临时工，对于类似亲戚的请托，都被陈振夏挡了回去。有人说他六亲不认，不近人情。他说，宁可让糊涂人骂我，也不能叫人民群众指责我。
陈振夏住进县中心医院，诊断为癌症晚期。医院给他安排小病房，他说不能搞特殊。医生护士知道了陈振夏的身份和事迹，显得更加细致热情，他觉察到了以后，要求当大众病员同样对待。《解放日报》记者宋超回乡时，遇到陈振夏身边的一名医务人员，建议写写陈振夏，并提供了知道的素材。到病房采访时，陈振夏当即表示反对，用低微的声音说，以前取得的成绩，是和大家一起做出来的，也只能说明过去。现在病了，不能继续为党工作为人民服务了，感到难过和惭愧，还有什么好宣扬的。好在女儿陈素行在身边，记者从侧面采访，完成了任务。
1981年8月21日，陈振夏因病医治无效，在崇明县中心医院逝世，享年77岁。
斯人已去，精神永存。正如他的《悼词》上说的：“陈振夏同志和我们永别了，但他埋头苦干、艰苦朴素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激励着我们前进。”
（素材来源：《陈振夏，毛泽东题词表彰的崇明人》，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作者陆茂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