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烧几天了，茶饭不香，头也不洗，今儿照镜子：哈，头发乱的活像前年的乌克兰政局。就下楼，过街，上理发馆。这当儿，过来审计局一哥们，啦话中说，不急这几天呀，眼看正月完了，等二月二再拾掇么。思谋一下：二月二龙抬头啊---呵，这哥们，讲究。
老百姓过日子，虽说马马虎虎，该讲究的却也讲究。小时候吃饭，嫌烧，就把筷子插碗里，先在一边玩，妈见了，脸就一沉：“再把个筷子插到饭上，操心把你的手给敲折！”
当时委屈，却也不敢顶嘴，只是弄不明白这倒是讲究个什么？
大点了，一次随大人祭奠灵堂上的亡人，于香烟缭绕中无意瞥见一碗黄米祭饭：灰扑扑的，一双筷子插在上头，端端地供在小桌上，当时豁然--敢情前头那个讲究是从这儿来的。
娃娃些饭前饭后拿筷子敲盆击碗也是不允许的。幼时，有一回和几个哥哥在夏日槐荫下畅饮砂糖绿豆汤，完了，大哥以筷敲碗，居然弄出一串清亮悦耳的节奏，几个弟弟遂效仿，一时“大珠小珠落玉盘”，惊起了头顶上的鸟雀，也惊起了窑里歇晌午的奶奶。门帘子一掀，三寸金莲跌跌闪闪撵了出来，拐棍在当院笃、笃墩响：“穷命鬼儿些，连天晌午的，敲盆击碗，准备后半辈子讨饭吃也？”
奶奶平日里宽容，敦厚，难得起火骂人。
老儿家出身大户，当年陪嫁来的一对杜梨木大箱子，榫卯结构，朱漆打底，四角包着铜蝙蝠，一把榆林“周记”铁锁咔嗒打开，箱盖一揭，自织的纯棉的格子包裹层层绽开：一双千层底方口鞋，鞋底侧帮纳出“万字不到头”，是孝敬公公的；一双 “狗舌头”小脚鞋，面子布用了蓝平绒，脚尖挑着对粉白的寿桃，是孝敬婆婆的；一块红裹肚，用缀绣的针法弄出“刘海戏金蟾”的图样，是给小姑子的；一条小枕头，俩顶子是虎头，眉头挑起顶着“王”，耳朵立楞楞的，眼珠子溜圆，啧啧，活了！这是给将来的儿子备下的。
这女红，看的前村后庄的婆姨女子又艳羡，又嫉妒，不用说，俩字：讲究。
二舅当年在镇卫生院公干，衣帽干净，喝茶。二舅喝茶使唤一个装过炼乳的玻璃瓶子，窄口大肚，瓶肚上罩一个红绿相间的极细的塑料绳编织的套子。有时候我跟妈在二舅家，看他从容的用拇指启开茶叶罐子，使镊子一小撮，一小撮夹起茶叶投进罩了花塑料套子的玻璃瓶，再从容的操起暖壶，冲水泡茶。
不着急喝。
二舅旋上瓶盖，拧紧，手握着玻璃瓶子，眼瞅着花茶在里头起起伏伏，眉眼间满是“公家人”的优越和傲慢，那场景，俩字：讲究。
老姑父离世多年，时常还能想起他老儿家的那些讲究。年节上我们去看他，进了院门，他必笑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再一手推门，另一手推让你先跨门槛。
添茶要七分满，敬酒必齐杯平。饭菜上来，先捡起一双筷子，“当”一下红漆盘中磕齐筷子跟，再双手齐眉递过来……
老头念过私塾，跟过先生，尊崇礼法，言毕《朱子家训》，行必“三道路走当庭”。每每忆及，只俩字：讲究。
贾平凹先生弄文学，弄出了大名堂，便有了讲究的资格。一回在北京开两会，重感冒了，高烧39度爬都爬不起来，非要回西安，王蒙出面也说不转，拦不住。凹公说了，北京地处风口子，存不住气，自个又是个火命，继续在北京怕不行，必须回西安调养，结果一飞回西安，“感觉身体当下就轻快了。”呵呵，--讲究。
延安的文化人，我的忘年交杨葆铭先生，学养丰厚，耿介之士，生活随意，顺其自然，常常手提一布袋，袋中烟、火，书本，老花镜尔。
和杨先生一起吃饭，你请一回客，下一回他必抢着买单，不然就“没法来往了。”
杨先生吃饭，一般不乱跑，爱去东关一老店。点菜讲究：油炸花生米，得是那种圆硕红亮的“传统”花生米；猪头肉凉拌，蒜泥须重；上个老火锅，鲜白菜、老豆腐、本地的洋芋粉条子层层铺上来，最后用榆林靖边一带的羊肉块子收住顶。锅中咕嘟着鲜香，满座是敬仰的眼，耳。先生慢条斯理多讲一些“靠以前……”，有时候也说些“当下这事……”往往似汪曾祺行文中的闲笔，随意铺陈的地方倒暗含着本来要表达的意思。
杨先生喝起酒来，就像谢晋当年讲给余秋雨的善饮者的那三点：一是端杯稳，二是双眉平，三是下口深。
杨先生为文为人都有讲究，不是逮着啥都写，人不对事，也“好赖不愿意来往。”
有一回喝多了，高兴了，我说：“杨老师，您可是讲究人。”
杨先生宽厚一笑：“后生也讲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