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悉张思明先生逝世的消息，心里先是一惊，接着涌起一种莫名的沉重。他怎么说走就走了呢？原本和文友说好，近期要去看看他的，怎么这么快就走了呢？看来，心里盘算的事，要做就得赶紧做，不然稍一推拖，就会失去机会，留下终身遗憾的。当时，我在外地，安葬的时间又紧，未能赶回吊唁并送先生最后一程，心里更觉歉疚和不安。
近些天，文友圈推送了许多悼念追忆先生的诗文。我一边拜读一边沉思：论官职，先生最大只当过县剧团的团长，且是在剧团很不景气的年月，可以说官不比芝麻大；论钱财，无论当兵从警还是文化馆职员，先生靠硬工资吃饭，且老伴没工作，是典型的“一头沉”，可以说勉强能够温饱。在谄媚权贵、追名逐利的当今社会，一个地方作家的离世，何以引发诸多文友的追忆和悼念呢？我想，不仅仅是因为先生写下了数百万字的文字、20余部著作；更是因为他用火一般的热情，高擎一个县域文学的旗帜，点亮了成百上千文学爱好者的梦想。由此也生动地诠释着“文学依然神圣”。
1996年，“村里人”读书会成立初期，会员集体活动的一个夜晚，张思明先生应邀来到七里村，给会员授课，与文友交流。依稀记得，先生是自己骑着自行车来的，车把上还挂了一个当时流行的人造革手提包，里边装着讲稿、笔记本和钢笔。先生给我的第一印象是没架子、不摆谱、很随和，急匆匆地走路，直言快语地说话。在七里村油矿办公楼三楼宣传部略显简陋的大办公室，来自矿属各单位的十多位会员，第一次聆听了先生的讲座，随后又面对面修改了会员的习作。从此，先生与“村里人”结下了不解之缘，读书会每有大型活动，先生总是随请随到。先生通过自己的人脉，向外推荐刊发了不少会员作品。许多会员看到自己的文字第一次变成铅字并在报刊发表，深受鼓舞，从而坚定了读书写作的信念。
2011年，读书会成立15周年前夕，编辑出版了一套13本“村里人”丛书。当一尺多高的书稿呈现在先生面前的时候，先生异常高兴，看到当年的幼苗已经开花结果，他怎能不高兴呢？先生欣然写成《耕耘不息 收获不止》的序文。序文满怀激情地褒奖了“村里人”的成长和发展，并预言：“根植文化、依靠文化、弘扬文化，10年、15年、20年，我仿佛看到了村里人更加广阔和美好的未来。”
转瞬间，十多年过去了。“村里人”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和鼓励，始终扎根延长油田沃土，坚持组织会员读书写作，队伍不断壮大，水平不断提高，取得了丰硕成果。“村里人”读书会已经成为享誉延长石油内外的一张“文化名片”。更值得告慰先生的是，他的爱女张淑兰，也成了“村里人”读书会的一员，不但自己创作成果丰硕，而且义务担纲起“村里人”故事及公众号的编辑，继承了先生的人脉和文脉，在广阔的文苑里，不懈耕耘，接续奋斗。
像帮助扶持“村里人”一样，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张思明先生怀揣发展延长文学事业的梦想，下农村进校园，举办文学讲习班，育新人播火种，倾注了满腔热血。1988年他创办的《延长艺苑报》，是陕西当时屈指可数的一份县级群众文化报纸，为业余写作者开辟了发表作品的园地。1997年5月，张思明先生以原“翠屏文学社”为班底，负责成立了“延长县作家协会”，开启了延长县作协正轨发展的新时代。在县域经济非常困难的情况下，张思明先生舍弃书生的脸面，以“跑断腿磨破嘴”的执着，“求神拜佛”争取资金，将原《延长艺苑报》改版为《延长文艺》季刊，扩充了容量，广泛地吸纳了作者读者，扩大了刊物的影响。2004年5月，第二届延长县作协会员代表大会召开，张思明当选为主席，我以七里村油矿代表身份选为副主席，有幸同先生一起，推动延长文学事业的发展。期间，作协会员发展到了61名，首次出版发行了会员优秀作品集《高原厚土》，“村里人”多位会员作品入选。积极帮助会员出版个人专辑，筹备召开了《卫尚锦文集》首发座谈会，激发了老干部老教师的创作热情，许多老同志重拾笔墨，积极撰写回忆录，出版个人文集，为繁荣延长文艺做出了贡献。与之同时，张思明先生亲自带队，跨越黄河，与山西大宁开展文学文化交流，增进了友谊，促进了发展。
延河之水长流，文学之树长青。行文至此，我信手翻开案头的《延长揽胜》一书，张思明的名字非常醒目。我想，这应该是先生编著的最后一本书吧，时间是2018年11月。先生已去，文章不朽。先生应该知足了，先生应当安息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