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自我的镜像，在写作中不断地认识自己，在写作中返回真实的内心，在写作中认领生活，辨析生活，透视生活。
当我们深入到生活中，我们会发现与真实的生活相比，我们的写作是那样的弱小，那样的微弱，我们生活在一个现实超过我们想象的年代，许多出乎我们想象的事情在这个时代上演着。很多人都曾问我，你觉得诗歌对社会的意义大吗？面对这样的问题，我不知如何回答。是的，在现实生活中，诗歌不能改变一颗子弹的方向，也不会治愈一具疾病的躯体，它显得那样无力而软弱。但是，我仍觉得我们还是有必要将这一切写出来，如果没有文学来记录、来见证，这生活将是沉默，浩大的人群在尘世间的生活将是一种怎样的哑默。对于自己的写作，我宁愿将其看作尘世的记录与证据，我们在这个世界活着、经历着、认领着、感受着、观察着……在这之中，我们思考、辨析、透视……然后将这一切记录成为精神的见证，它们是我们现实生活的一部分，它们应该找到自己的位置。
现实生活的尖锐与人的脆弱有着那样的鲜明强度对比，当世界越来越庞大时，我们逐渐被庞大的社会分解、打磨、拆卸、加工成某个角色或程序中的某个细节，个体的空间越来越被世俗的力量挤压，无论是精神上的人还是物质上的人，正被集约化的社会以某种角色分解着……在这一切的背后，我们自己是不是正被某种世俗的秩序消解，当完整的、独立的、个体的、理想的“人”被社会磨损之时，正是文学让我们开始寻找一个具有理想主义的独立的“人”的时候，它是一个理想状态的“自我”，这种理想主义的独立的“人”会对世俗进行抵制，抵制某种标准化的“成熟”。在世俗的现实生活的生命中寻找永恒理想的精神存在，在现场中寻找历史与现实的境遇，这构成我写作的理由。现代工业带给我们精神的荒谬之感常常让我感到不适，当我从内陆南充来到东莞之时，或者从东莞进入广州大都市之中，我感觉现代工业不仅仅只是对大自然的解构，它也解构着我们自身的一切，一个完整的人不断被解构成物件、工具，成为一枚逐渐丧失完整性的螺丝钉。
我一直以为，写作者首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所坚持的部分在现实看来也许有些荒诞，但正是这种荒诞还保持着一种没有被异化的纯粹。我相信一个写作者由于立场给作品带来的偏执，这种偏执给写作带来了独特的棱角与锐气，也正是这种属于个体的、独立的偏执，才给我们的文学带来多种方向性和丰富性。
我一直相信人性本善，每个人内心有理想的评价标准。一个写作者应该返回他真实的内心，在返回中不断榨出他内心最隐秘、最真实的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