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11月，《人生》单行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1982年5月25日，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在《收获》杂志第3期。
1982年《收获》杂志第3期第4页。
【读书者说】
编者按
新时期文学史上，有些重要的作家和作品是不能忘记的。譬如，路遥（1949年12月3日—1992年11月17日）和他的《人生》。1982年5月25日，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发表在《收获》第3期；同年11月，《人生》单行本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近日，“陕西百优青年文学艺术家扶持计划”入选者、《路遥年谱》的作者王刚，写下《〈人生〉发表的前前后》一文，以此，纪念路遥，重读《人生》。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的文学界，曾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概念来指称。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说，这些概念被广泛接受和使用。它们的出现，既表现了当代批评家热衷于文学潮流的类型概括的“传统”，也反映了当时创作的实际状况。之后，“先锋小说”闪亮登场。路遥的《人生》就出现在这个热闹的文学的年代，它以社会转型初期的特殊社会背景作为阐述主题。《人生》的出现，给当时的文坛带来了一股清新的“陕北风”。
1.《人生》的写作
1980年，《当代》杂志第3期刊登了路遥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1981年5月17日，路遥在给好友海波的信中谈道：“我的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已获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我23号动身去北京领奖（25号开大会）。这是一件对我绝对重要的收获。”5月25日，路遥在北京参加了颁奖大会。就在这次大会上，担任首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评委的王维玲见到路遥并与路遥进行过一次推心置腹的交谈。在交谈中，路遥说他准备花大力气写一部中篇小说。王维玲回忆：“他（路遥）告诉我，他熟悉农村生活，也熟悉城市生活，但两者相比，他最熟悉的是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生活，他曾长时间地往返其间，生活在这一领域，他自己就是一个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他试图在这个生活领域里，作一次较深的探索……我对他说，对于一个献身文学事业的人来说，如同参加一场马拉松竞赛，不是看谁起跑得快，而是看后劲，我口气坚定，态度也坚决，敲定了这部书稿。路遥深受感动，一口应允。这就是《人生》最初的约稿。后来我才知道，实际上路遥在1979年就动笔了，由于构思不成熟，开了个头，就写不下去了。1980年又重写了一次，还是因为开掘不深，又放下了。1981年春的我们这次交谈，起到了催生的作用，坚定了路遥的信心，他从北京回到西安以后，心里一直在翻腾，他把编辑工作安排好了以后，便又一次返回陕北住进了甘泉县招待所的一间普通的客房里，一连苦斗了21天……”
路遥就在这个招待所，用了21个昼夜完成了近13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的初稿。路遥曾说：“我一生中度过的最美好的日子是写《人生》初稿的那二十多天。在此之前，我的中篇处女作已获得了全国第一届优秀中篇小说奖，正是因为不满足，我才投入到《人生》的写作中。”谈到创作《人生》，路遥说：“有一天晚上，写德顺带着加林和巧珍去县城拉粪，为了逼真地表现这个情节，我当晚一个人来到城郊的公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完了回到书桌前，很快把刚才的印象融到了作品之中，这比想象得来的印象更新鲜，当然也更可靠。”
2.《人生》初稿完成
小说《人生》初稿完成后，路遥第一时间便给王维玲写信。返回西安路过铜川时，路遥把小说念给当时在铜川煤矿当工人的弟弟王天乐。路遥读完小说后，流着眼泪说：“弟弟，你想，作品首先能如此感动我，我相信它一定能感动上帝。”回到西安，路遥的夫人林达读原稿时也感动地哭了。
没过多久，在10月17日，王维玲又收到路遥的来信。
“您的信鼓舞和促进了我的工作进度。现在我把这部稿子寄上，请您过目。这部作品我思考了两年，去年我想写，但准备不成熟，拖到今年才算写完了。……我自己想在这个不大的作品里，努力试图展示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生活图景，人物也都具有复杂性。我感到，在艺术作品里，生活既不应该虚假地美化；也不应该不负责任地丑化。生活的面貌是复杂的，应该通过揭示主要的矛盾和冲突，真实正确和积极地反映它的面貌，这样的作品才可能是有力量的……”
王维玲回忆：“我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很快就把《人生》初稿读完了。我又请编辑室的许岱、南云瑞看了这部书稿。他们与我一样，同样是怀着巨大的热情和浓厚的兴趣读完这部书稿的。大家一致认为稿子已十分成熟，只是个别地方还需要调整一下，结尾较弱，如能对全稿再作一次充实调整、修饰润色，把结尾推上去，则这又会是路遥的一部喜人之作。”王维玲满怀信心地给路遥写了封回信，并对初稿给出两种考虑：“一是你到我社来改，有一个星期时间足够了。二是先把稿子给刊物上发表，广泛听听意见之后再动手修改，之后再出书。”
1981年12月，路遥来到北京，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客房部修改这部小说。王维玲回忆：“他大约在这间房住了十天，其间有一个星期的时间，他竟没有离开过书桌。累了，伏案而息；困了，伏案而眠，直到把稿子改完抄好。”“修改后的《人生》很理想，我很快就定稿发排了。……当时这部小说名叫《生活的乐章》，我们都觉得不理想，但一时又想不出一个更好的名字，约定信件联系。就这样，路遥在北京修改完了这部小说，就在路遥离开北京小说定稿后，小说名还没有最后确定。1982年1月初，我从路遥稿前引用柳青的一段话里，看中了开头的两个字‘人生’。想到‘人生’既切题、明快，又好记。大家都觉得这个书名好，于是便初步定下来，我写信征求路遥的意见。我一直鼓励路遥写《人生》的下部，并且要他尽快上马，趁热打铁，一鼓作气干下去。我的这些考虑也全都写进信里。”
1982年1月31日，王维玲收到路遥的来信。
“作品的题目叫《人生》很好，感谢您想了好书名，这个名字有气魄，正合我意。至于下部作品，我争取能早一点进入，我一定慎重考虑，认真对待……”
小说《人生》名字经过商讨，终于确定下来了。为了扩大《人生》的社会影响，在出书前，王维玲便先把小说《人生》转到了上海《收获》杂志编辑部。
3.《人生》发表之后
1982年5月8日，路遥在延安参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纪念活动。时任中国作协西安分会主席的胡采亲自率领包括陈忠实在内的七八个刚刚跃上新时期文坛的陕西青年作家赴会。陈忠实回忆：“在这次会上，得知路遥的《人生》发表。会后从延安回到灞桥镇，当天就拿到文化馆里订阅的《收获》，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读完这部在路遥创作道路上也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堪称里程碑的作品之后，坐在椅子上，‘是一种瘫软的感觉’，不是因了《人生》主人公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运引起的，而是因了《人生》所创作的‘完美的艺术境界’。这是一种艺术的打击。”
1982年11月，《人生》单行本正式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首印130000册，上市不久就脱销，第2版印了125000册，一年后又印了7200册，总印数262200册。
1983年1月，《青年文学》第1期刊发了一组关于《人生》的评论文章：唐挚《漫谈〈人生〉中的高加林》、蒋荫安《高加林悲剧的启示》、小间《人生的一面镜子》等。同时期，《作品与争鸣》在1983年第1、2期上刊登《中篇小说〈人生〉》及其争鸣”（上、下）：席扬《门外谈〈人生〉》、谢宏《评〈人生〉中的高加林》、陈骏涛《谈高加林形象的现实主义深度——读〈人生〉札记》、王信《〈人生〉中的爱情悲剧》、阎纲《关于中篇小说〈人生〉的通信》。
1982年8月23日，路遥给王维玲写信：
“《人生》得以顺利和叫人满意的方式发表，全靠您的真诚和费心费力的工作造成的……南云瑞不断地向我转达了您的一些意见，尤其关于《人生》下部的意见。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我反复思考和有一定的时间给予各方面的东西的判断。我感到，下部书，其他的人物我仍然有把握发展他（她）们，并分别能给予一定的总结。唯独我的主人公高加林，他的发展趋向以及中间一些波折的分寸，我现在还没有考虑清楚，既不是情节，也不是细节，也不是作品总的主题，而是高加林这个人物的思想发展需要斟酌处，任何俗套都可能整个地毁了这部作品，前功尽弃。”
1983年2月28日，王维玲收到路遥的复信：
“自《人生》发表后，我的日子很不安宁，不能深入地研究生活和艺术中的一些难题。尽管主观上力避，但有些事还是回避不了，我希望过一段能好一点。
关于写作，目前的状况给我提出了高要求，但我不可能从一个山头跳到另一个山头，需要认真地 准备和摸索，而最根本的是要保持心理上的一种宁静感，不能把《人生》当作包袱。
这部作品光今年元月份就发表了十来篇评论，看来还可能要讨论下去，就目前来看，评论界基本是公正的。作品已经引起广泛关注，再说，作品最后要经受的是历史的考验。”
如果说写《人生》之前是路遥的准备期，那么，《平凡的世界》就是路遥要完成的“大作品”。《人生》发表后带来的各种名气和压力下，不断“劳动”和“超越”自我的焦虑，最终使路遥“决定要写一部规模很大的书”，即后来的《平凡的世界》。可以说，《人生》的创作为日后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找到了现实灵感；《人生》中的高加林在《平凡的世界》中也有了新的走向。
（作者：王刚，系陕西文学院签约作家）
